第48章
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视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
乾隆到了晚年，早就把孙嘉淦的这一番话忘记得干干净净。自从在乾隆四十年开始重用和珅以来，他只感觉到和珅的言语入耳，面孔悦目，才于称心。
谁要是反对和珅，谁便是故意捣乱。和珅也确有办法，能够叫“捣乱”的人查不出真凭实据。最著名的一例是：内阁学士尹壮图在乾隆五十五年上疏，说各省的库存银不足，被大官挪走了。乾隆大怒．派尹壮图到各省去查。和珅为了庇护这些大官，建议派户部侍郎庆成陪尹壮图去。于是，每到一个地方，庆成总设法掣尹壮图的肘，拖延时间，让管库的人借好银子补足，才开始查验。结果，尹壮图犯了“妄言”之罪，丢官。
在乾隆五十一年的时候，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珅的一个家奴刘全，说刘全盖了一座大得超过规定的大房子。乾隆派人去查，和坤却已吩咐刘全连夜把房子改小。结果，曹锡宝受到申斥。
山东的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也都是和珅的私人，总算是在乾隆四十七年被御史钱沣抓住了马脚处死。然而，这是唯一的例外。
钱沣何以偏能例外地抓住山东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二人贪污的真凭实据？原来，有左都御史刘墉给予他以有力的支持。
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也当过左都御史，其后升至“东阁大学士”，查办过很多大官，如云南总督恒文、巡抚郭一裕、山西布政使蒋洲、西安将军都赉、归化将军保德、江苏布政使苏崇阿、江西巡抚阿思哈等，堪称打老虎健将，与一般专拍苍蝇的御史们迥不相同。
刘墉不愧为刘统勋的儿子，他探听到和珅将要派人先期去山东，指示国泰与于易简以蒙混的技术，便赶紧告诉钱沣将计就计。
于是钱沣也提前化装出发，到了离开北京不远的良乡，果然看到有一个人骑马向南而去，便记住这人的容貌。其后，钱沣在快走到济南之时，又碰到这人骑马向北而来。钱沣就吩咐从人将这人拦住搜身，搜出了国泰写给和珅的回信，里面说已经借好了商人的款子，放在库里静候查验。
糊涂的乾隆，不但派了钱沣去山东，而且也派了和珅会同钱沣，外加刘墉与诺穆清二人，查办国泰、于易简的亏空。
到时候，和珅竭力主张当天抽查几十封银子了事。钱沣叫把已查、未查的贴上封条，等第二天再查。在第二天，把所有的库银一封一封拆开来查，果然查出了若干封的银子有“圆丝，杂色”，不像“库银”，而像商人的银子。于是，出了告示，叫商人自己到库里来领回，来迟的银子一概没收。商人们看到告示纷纷前来，于是库存立刻“如洗”。
国、于二人被解到京城刑部大牢，乾隆下旨赐他们自尽。
和珅因此恨极了钱沣。
钱沣一不做二不休，又向乾隆告了和珅本人一状，说和珅身为军机大臣，每天不到军机处办公，独自一人坐在宫里“内右门”的“旧直庐”(旧日的值班官吏休息处)批阅公事。去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仅有阿桂一人。其他的几个，如王杰与董诰却只到“南书房”，如福长安也只到“造办处”。遇到皇帝召见的时候，他们才一个一个从各人的房间走出，“联行而入”。“退，各还所处”。
乾隆大怒，叫钱沣兼一个“稽查军机处”的差使。这差使很不好当，过一年钱沣便暴卒了。姚鼐说，钱沣不是被和珅毒死的，而是积劳病故。
另一位御史管世铭在一个宴会场中扬言，准备弹劾和珅。当天晚上，他也暴卒。和珅的气焰，真了不得。像谢振定胆敢棒打和珅的姨太太的弟弟，又烧了这位舅老爷的“违制”大马车，而仅仅丢了御史之官，真是微倖。
阿桂的地位在和珅之上，是和珅的眼中钉。和珅常常怂恿乾隆，派阿桂去各地打仗、治河、查案，弄得阿桂疲于奔命，留在京城的时候很少。阿桂能够在嘉庆二年善终，总算福气。
阿桂在本质上是一个军人，政治上的勾心斗角非其所长。他很厌恶和珅，却无可奈何，只得在站班上朝之时不与他站在一起．离得远远的。非万不得已，也不与他交淡。和坤之所以不去军机处办公，而独坐在“旧直庐”批阅公事，这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和珅一个人批阅公事，可以不让其他的军机大臣知道，等于作了皇帝。
皇帝被他蒙蔽得什么也不知道；而皇帝想十什么、喜欢什么，和珅完全知道。仅凭这一些“内幕消息”，他已经可以大发其财。企图升官的，必须走他的门路。怕丢官、降官的，自然更要走他的门路。不想升官，也不怕丢官、降官的，为了“办报销”，仍旧要走他的门路，因为他可以批驳账目单据，或拖延岁月，不把“报销”早日核准。
和珅的“人情”是卖不完的。每一次人情的代价，积累起来使得他成为“万万富翁”。
大官为了“报效”和珅，不得不向部下的小官索取“报效”；于是小官为了“报效”大官，又不得不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有和珅这样一个人贪污于上，已足以弄得全中国民不聊生。倘若清朝在台湾的地方官不贪污扰民，林爽文便号召不了那么多的群众造清朝的反。王三槐之所以能在四川、湖北发动规模巨大的起义，也无非是“官逼民反”的口号，深合当时、当地的人心。
在乾隆六十年的时候，闽浙总督伍拉纳为了筹款报效和珅，竟然把他下面“不及格”的县知事“倒吊”起来拷打。倒吊．是头顶向下，脚心朝上。和伍拉纳狼狈为奸的，有福建巡抚浦霖、按察使钱受椿，这三人被福州将军魁伦密参了一本，和珅来不及弥缝，都送了命。
在各省总督、巡抚之中，如有敢于不与和珅合作的，很容易遭受不测之祸。浙江巡抚福崧得罪了和珅，在乾隆五十八年的某一天忽然传下乾隆的圣旨，押解他回京候讯，罪名是他受了两淮盐运使柴桢的贿赂一千两。其实，在柴桢的账簿上的“福公”是“福长安”，并不是“福崧”。“馈福公金一千两”七个字是“送了户部尚书福长安一千两”，不是送了浙江巡抚福崧一千两。福崧向人说：“我见了皇上，必定把和珅的秘密完全报告出来。”和珅知道后，就更改福崧的供辞，加几句骂乾隆的话。结果，乾隆不等候福崧到京，就下旨赐死。
和珅甚至向嘉庆卖人情：乾隆才决定了立嘉庆(皇子颙琰)为太子，和珅立刻去嘉庆那里报喜讯，不好明说，送了一个玉如意作为暗示。嘉庆不买他的账，和珅便记下仇。
乾隆调嘉庆的老师朱珪从两广总督任上回京当大学士。嘉庆写诗贺朱珪，和珅拿了这首诗给乾隆看，告嘉庆一状，说“嗣皇帝欲向朱珪市恩”。乾隆不但降调朱珪为安徽巡抚，而且几乎因此治嘉庆的罪。于是，嘉庆就抓了和珅，抄他的家．赐死。
《细说清朝》六四、《四库全书》
和珅的名字，列在《钦定四库全书》卷首，作为该书的“正总裁”之一。这是《四库全书》的一个污点。
正总裁共有十六名，均是朝中的大官。其中除了和珅以外，还有于敏中一人，也是臭得很的贪官。
够得上主持这件事的，仅有刘统勋。但是刘统勋位居第四，前三名是乾隆的三个儿子：皇六子永瑢、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瑆。这三人程度不齐，永瑢喜欢画画，但成就平常。永璇十分低能，是一个“二百五”。永理却是一位写家，其后在乾隆五十四年受封为成亲王，他留下了一部所谓《成亲王法帖》。
副总裁有二十五名，也都是大官，有刘墉在内。刘墉的字是标准的翰林体，既方且正。总纂官有三个：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只有一个：来自浙江桐乡的一个翰林陆费墀。他的责任最大，也最倒霉。书成之时，错字颇多，乾隆罚他出钱装裱三部书中每一本的书面，又罚他出钱买三部的木匣。他活活气死，乾隆仍要抄他的家，只留一千两银子给妻子、儿女作生活费。在总纂官与总校官以下，有二十二名“翰林院提调官”、九名“武英殿提调官”、七名“总目协勘官”、三十九名“校勘《水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六名“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再其次，便是两名“黄签考证纂修官”、三名“天文算学纂修兼分校官”、
“缮书处四名编校官、一百七十三名分校官、两名篆隶分校官、一名绘图分校官、三名督催官、三十七名收掌官、三名监造官。
职员如此之多，而且包括不少翰林、进士，真有学问的却如凤毛麟角。我们在其中找到了王念孙、戴震、姚鼐、邵晋涵、任大椿、朱筠，总算差强人意。
这件事的最初发动人是朱筠。朱筠也是一个翰林，他在翰林院看到明朝成祖皇帝所遗留下来的《永乐大典》(完全是手抄的，不是印成的)，感觉到这一部规模宏伟的“类书”(辞典式的分类汇抄之书)，保存了许多在乾隆时已经散佚的古籍，因此便建议派人把这些佚书勾抄还原。这建议乾隆很接受．刘统勋不赞成。刘统勋当时是大学士，认为把古书抄去抄来，近于无聊。乾隆因此便发表刘统勋为正总裁之一，名次仅亚于三个皇子，叫他不敢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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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到了晚年，早就把孙嘉淦的这一番话忘记得干干净净。自从在乾隆四十年开始重用和珅以来，他只感觉到和珅的言语入耳，面孔悦目，才于称心。
谁要是反对和珅，谁便是故意捣乱。和珅也确有办法，能够叫“捣乱”的人查不出真凭实据。最著名的一例是：内阁学士尹壮图在乾隆五十五年上疏，说各省的库存银不足，被大官挪走了。乾隆大怒．派尹壮图到各省去查。和珅为了庇护这些大官，建议派户部侍郎庆成陪尹壮图去。于是，每到一个地方，庆成总设法掣尹壮图的肘，拖延时间，让管库的人借好银子补足，才开始查验。结果，尹壮图犯了“妄言”之罪，丢官。
在乾隆五十一年的时候，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珅的一个家奴刘全，说刘全盖了一座大得超过规定的大房子。乾隆派人去查，和坤却已吩咐刘全连夜把房子改小。结果，曹锡宝受到申斥。
山东的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也都是和珅的私人，总算是在乾隆四十七年被御史钱沣抓住了马脚处死。然而，这是唯一的例外。
钱沣何以偏能例外地抓住山东巡抚国泰与布政使于易简二人贪污的真凭实据？原来，有左都御史刘墉给予他以有力的支持。
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也当过左都御史，其后升至“东阁大学士”，查办过很多大官，如云南总督恒文、巡抚郭一裕、山西布政使蒋洲、西安将军都赉、归化将军保德、江苏布政使苏崇阿、江西巡抚阿思哈等，堪称打老虎健将，与一般专拍苍蝇的御史们迥不相同。
刘墉不愧为刘统勋的儿子，他探听到和珅将要派人先期去山东，指示国泰与于易简以蒙混的技术，便赶紧告诉钱沣将计就计。
于是钱沣也提前化装出发，到了离开北京不远的良乡，果然看到有一个人骑马向南而去，便记住这人的容貌。其后，钱沣在快走到济南之时，又碰到这人骑马向北而来。钱沣就吩咐从人将这人拦住搜身，搜出了国泰写给和珅的回信，里面说已经借好了商人的款子，放在库里静候查验。
糊涂的乾隆，不但派了钱沣去山东，而且也派了和珅会同钱沣，外加刘墉与诺穆清二人，查办国泰、于易简的亏空。
到时候，和珅竭力主张当天抽查几十封银子了事。钱沣叫把已查、未查的贴上封条，等第二天再查。在第二天，把所有的库银一封一封拆开来查，果然查出了若干封的银子有“圆丝，杂色”，不像“库银”，而像商人的银子。于是，出了告示，叫商人自己到库里来领回，来迟的银子一概没收。商人们看到告示纷纷前来，于是库存立刻“如洗”。
国、于二人被解到京城刑部大牢，乾隆下旨赐他们自尽。
和珅因此恨极了钱沣。
钱沣一不做二不休，又向乾隆告了和珅本人一状，说和珅身为军机大臣，每天不到军机处办公，独自一人坐在宫里“内右门”的“旧直庐”(旧日的值班官吏休息处)批阅公事。去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仅有阿桂一人。其他的几个，如王杰与董诰却只到“南书房”，如福长安也只到“造办处”。遇到皇帝召见的时候，他们才一个一个从各人的房间走出，“联行而入”。“退，各还所处”。
乾隆大怒，叫钱沣兼一个“稽查军机处”的差使。这差使很不好当，过一年钱沣便暴卒了。姚鼐说，钱沣不是被和珅毒死的，而是积劳病故。
另一位御史管世铭在一个宴会场中扬言，准备弹劾和珅。当天晚上，他也暴卒。和珅的气焰，真了不得。像谢振定胆敢棒打和珅的姨太太的弟弟，又烧了这位舅老爷的“违制”大马车，而仅仅丢了御史之官，真是微倖。
阿桂的地位在和珅之上，是和珅的眼中钉。和珅常常怂恿乾隆，派阿桂去各地打仗、治河、查案，弄得阿桂疲于奔命，留在京城的时候很少。阿桂能够在嘉庆二年善终，总算福气。
阿桂在本质上是一个军人，政治上的勾心斗角非其所长。他很厌恶和珅，却无可奈何，只得在站班上朝之时不与他站在一起．离得远远的。非万不得已，也不与他交淡。和坤之所以不去军机处办公，而独坐在“旧直庐”批阅公事，这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和珅一个人批阅公事，可以不让其他的军机大臣知道，等于作了皇帝。
皇帝被他蒙蔽得什么也不知道；而皇帝想十什么、喜欢什么，和珅完全知道。仅凭这一些“内幕消息”，他已经可以大发其财。企图升官的，必须走他的门路。怕丢官、降官的，自然更要走他的门路。不想升官，也不怕丢官、降官的，为了“办报销”，仍旧要走他的门路，因为他可以批驳账目单据，或拖延岁月，不把“报销”早日核准。
和珅的“人情”是卖不完的。每一次人情的代价，积累起来使得他成为“万万富翁”。
大官为了“报效”和珅，不得不向部下的小官索取“报效”；于是小官为了“报效”大官，又不得不在老百姓身上打主意。有和珅这样一个人贪污于上，已足以弄得全中国民不聊生。倘若清朝在台湾的地方官不贪污扰民，林爽文便号召不了那么多的群众造清朝的反。王三槐之所以能在四川、湖北发动规模巨大的起义，也无非是“官逼民反”的口号，深合当时、当地的人心。
在乾隆六十年的时候，闽浙总督伍拉纳为了筹款报效和珅，竟然把他下面“不及格”的县知事“倒吊”起来拷打。倒吊．是头顶向下，脚心朝上。和伍拉纳狼狈为奸的，有福建巡抚浦霖、按察使钱受椿，这三人被福州将军魁伦密参了一本，和珅来不及弥缝，都送了命。
在各省总督、巡抚之中，如有敢于不与和珅合作的，很容易遭受不测之祸。浙江巡抚福崧得罪了和珅，在乾隆五十八年的某一天忽然传下乾隆的圣旨，押解他回京候讯，罪名是他受了两淮盐运使柴桢的贿赂一千两。其实，在柴桢的账簿上的“福公”是“福长安”，并不是“福崧”。“馈福公金一千两”七个字是“送了户部尚书福长安一千两”，不是送了浙江巡抚福崧一千两。福崧向人说：“我见了皇上，必定把和珅的秘密完全报告出来。”和珅知道后，就更改福崧的供辞，加几句骂乾隆的话。结果，乾隆不等候福崧到京，就下旨赐死。
和珅甚至向嘉庆卖人情：乾隆才决定了立嘉庆(皇子颙琰)为太子，和珅立刻去嘉庆那里报喜讯，不好明说，送了一个玉如意作为暗示。嘉庆不买他的账，和珅便记下仇。
乾隆调嘉庆的老师朱珪从两广总督任上回京当大学士。嘉庆写诗贺朱珪，和珅拿了这首诗给乾隆看，告嘉庆一状，说“嗣皇帝欲向朱珪市恩”。乾隆不但降调朱珪为安徽巡抚，而且几乎因此治嘉庆的罪。于是，嘉庆就抓了和珅，抄他的家．赐死。
《细说清朝》六四、《四库全书》
和珅的名字，列在《钦定四库全书》卷首，作为该书的“正总裁”之一。这是《四库全书》的一个污点。
正总裁共有十六名，均是朝中的大官。其中除了和珅以外，还有于敏中一人，也是臭得很的贪官。
够得上主持这件事的，仅有刘统勋。但是刘统勋位居第四，前三名是乾隆的三个儿子：皇六子永瑢、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瑆。这三人程度不齐，永瑢喜欢画画，但成就平常。永璇十分低能，是一个“二百五”。永理却是一位写家，其后在乾隆五十四年受封为成亲王，他留下了一部所谓《成亲王法帖》。
副总裁有二十五名，也都是大官，有刘墉在内。刘墉的字是标准的翰林体，既方且正。总纂官有三个：纪昀、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只有一个：来自浙江桐乡的一个翰林陆费墀。他的责任最大，也最倒霉。书成之时，错字颇多，乾隆罚他出钱装裱三部书中每一本的书面，又罚他出钱买三部的木匣。他活活气死，乾隆仍要抄他的家，只留一千两银子给妻子、儿女作生活费。在总纂官与总校官以下，有二十二名“翰林院提调官”、九名“武英殿提调官”、七名“总目协勘官”、三十九名“校勘《水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六名“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再其次，便是两名“黄签考证纂修官”、三名“天文算学纂修兼分校官”、
“缮书处四名编校官、一百七十三名分校官、两名篆隶分校官、一名绘图分校官、三名督催官、三十七名收掌官、三名监造官。
职员如此之多，而且包括不少翰林、进士，真有学问的却如凤毛麟角。我们在其中找到了王念孙、戴震、姚鼐、邵晋涵、任大椿、朱筠，总算差强人意。
这件事的最初发动人是朱筠。朱筠也是一个翰林，他在翰林院看到明朝成祖皇帝所遗留下来的《永乐大典》(完全是手抄的，不是印成的)，感觉到这一部规模宏伟的“类书”(辞典式的分类汇抄之书)，保存了许多在乾隆时已经散佚的古籍，因此便建议派人把这些佚书勾抄还原。这建议乾隆很接受．刘统勋不赞成。刘统勋当时是大学士，认为把古书抄去抄来，近于无聊。乾隆因此便发表刘统勋为正总裁之一，名次仅亚于三个皇子，叫他不敢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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