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这是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的事。
刘统勋于是保举纪昀与陆锡熊二人当总纂官。(孙士毅的名字是后来加进去的。)传说，朱筠之所以能看到《水乐大典》，还是纪昀指给他的。纪昀在翰林院的一个角落无意中“发现”了《永乐大典》。在此以前，一般人均以为《永乐大典》已被李自成的兵抢散。(其实，全祖望早就在翰林院找到此书，而且摘抄了不少作为参考。)
在朱筠建议抄辑《水乐大典》之中的佚书以前，乾隆已经在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命令各省总督、巡抚与“学政”，收买或借抄“历代流传旧书”与“本朝士林宿望”的诗文专集，以充实宫内的图书宝藏。
江浙的若干书香世家，于是就把家藏的古本一古脑儿奉献。献得最多的，截至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为止，有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每家均在五百部以上。献了一百部以上的也有周厚堉[yu]等人。乾隆很客气，下旨将所献的书一概于抄完之时赏还；凡是献了五百部以上的，另赐那康熙年间编好、雍正年间用铜字印成的《图书集成》一部，献一百部以上的另赐《佩文韵府》一部。
《四厍全书》的名称，是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被“钦定”的。“四库全书馆”也是在这一年成立。一方面，有各省的督抚、学政竭力搜求遗籍；一方面，有馆内的大小臣工逐日把《永乐大典》内的佚书一段一段地抄出。结果抄出了五百多部，其中最著名的为《东观汉记》《直斋书录解题》《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蕃志》，等等。
这实在是一件伟大而富有意义的工作。可惜，乾隆摒除不了满、汉畛域的私见，一边在努力保存古书，一边又在销毁古书。凡是涉及明末清初的史迹而稍于清方不利的，甚至宋朝人谈到辽、金、元而着重于民族大义、夷夏之防的，乾隆及其馆臣都把它们烧了个一干二净。能够留下一个书名，列在所谓“存目”之中，已是不幸之幸。
结果，到了乾隆四十七年大功告成之时，收入于四库的书虽有三千四百七十五部、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被列于“存目”之中的，竟有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不曾列入存目而销毁得几乎没有踪迹的，更是不计其数。
乾隆仍恐这些被焚的书，或有一二部仍留民间，特别下旨把它们列为禁书，不准任何人收藏。
被禁的书有二千三百多部，幸亏有圣旨、奏疏与咨文可稽，我们今天还能知道书名。
顾炎武的诗集、文集，从《亭林遗书》之中被剜了出来，销毁。钱谦益替吴伟业(梅村)与王士祯(渔洋)的诗文作序，这两篇序也从吴、王二人的集子中抽了出来，销毁。像这样销毁的书，也有二百四十部之多。
钱谦益是明朝的礼部尚书，在南京颇以诗文负一时重望，教过瞿式耜，也教过郑成功。然而他在弘光帝(福王)的朝中，旋进旋退，毫无建树，又在清军兵临城下之时出城投降，可谓晚节不终，无甚足取。其后部成功溯江而上，声势浩大，他忽然写了《秋兴》诗表示高兴。乾隆痛恨他，叫人编《贰臣传》，把他列在卷首，又叫人把他的遗著一概销毁。
然而，清朝的政府尽管禁，民间不怕死的人却依然收藏。于是顾炎武、王夫之(船山)、黄宗羲(梨洲)、孙奇逢(夏峰)的若干著作，都慢慢地重行流传。
顾炎武的诗集与文集，是他的好朋友潘次耕于康熙年间刊刻的。潘氏小心翼翼，把“触犯忌讳”的若干首略加更动，而且删去了十几首。这位潘先生是有心人。
另外有一部手抄本的“蒋山佣”的诗集，流传在民间，逃过了乾隆的魔手，到民国初年还存在。蒋山佣不是别人，正是顾炎武。“蒋山”是南京的一座山，蒋山代表南京，也代表明朝。佣，是仆人。蒋山佣三个字合起来，便是“明朝的臣子”。
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菊生)的主持之下，作了不少有功于中国文化的事。他在1919年印行了《四部丛刊初集》．其中的第三百三十九册是《亭林诗文集》。于是潘次耕的刻本，与手抄本的《蒋山佣诗集》合而为一。黄宗羲的《南雷文案》与王夫之的《姜斋诗文集》，同时重见天日。
钱谦益的《牧斋初学集》与《牧斋有学集》，也沾了光，列为第三百四十三至三百五十一册。此外，又有王士祯的《渔洋精华录》与吴伟业的《梅村家藏槀》。
顾炎武的《日知录》，是清朝考证学的开山之作，虽则不被四库全书馆列入《亭林遗书》，但仍有像潘次耕那样的有心人略加删改，让它风行海内。
张继(溥泉)于1933年在北京找到了《日知录》的《何义门批校精抄本》，交给章炳麟(太炎)与黄侃(季刚)两位加以研究，由黄作成《日知录校记》。其后张又亲自对照山东省立图书馆的另一抄本，也写了“校记”。
张继的夫人崔振华女士，于l958年获得徐文珊等人协助，把这一部《旧题何义门批校精抄本》印了出来。
上海又出版过一部《痛史》，许多种未刊的南明史料都被发表在里面。张肯堂、张煌言、张国维、黄道周、金声几位泉下有知，可以无憾于他们的著作之被销毁于乾隆之手了。
《扬州十日记》在禁书目录中被称为《扬州十日录》，这一本书其后被同盟会大量翻印、秘密传布，作为“排满”的宣传品。
雍正御撰的《大义觉迷录》，本是清朝政府颁发给各府、各县的．乾隆即位不久便下旨收回。在设立四库全书馆以后，特许人民连同其他禁书，在乾隆四十六年年底以前缴出销毁。
最可笑的，是钱綵的《说岳全传》也被禁止。这部小说，所谈的是岳飞抗金的故事。皇太极早就把清室与金的关系赖得干干净净。乾隆及其大臣却小气得很。其后．上海有了英、法等国的租界，便有人在上海把《说岳全传》印了又印，清廷的官吏无可奈何。
《四库全书》的正面贡献，并不因同时毁了若于古籍与史料而可以抹杀。《永乐大典》在当时已经缺了“祃”韵的几本。到今天却只剩了几十本，分散在各国的博物院、图书馆之中。(我在美国的国家文献馆也看到了几本。)全靠有《四库全书》，才勉强保存了《永乐大典》所征引过的五百多部久巳散失的古籍。
从两万多卷的《永乐大典》之中，把零星散见的文字凑合起来，力求恢复这五百多部古籍的本来面日．并非易事。只有极内行的人，才能把这样的事办好。
在纪昀(晓岚)的帮手之中，以戴震(东原)为最得力。戴震是安徽徽州府休宁县的举人，对文字学与音韵学极有研究，曾经比照过《尔雅》《说文》与扬雄的《方言》，也细细检讨过《十三经注疏》。他曾经问学于徽州的经学前辈江永，结交当时的学人惠栋、钱大昕[xinxuan]、王鸣盛、卢文弨[chao]，与王念孙的父亲王安国。
他对于顾炎武的音韵学颇有修正，但他的治学精神则很多私淑于颐炎武之处。他认为离了“经”．无所谓义理．因此而很不赞戚宋明诸儒的凭空谈理，尤其不赞戚朱熹“性即是理”的说法。宋明诸儒每每以“天理”与“人欲”相对称，戴震则确信天理即在人欲之中。
由于他在“小学”(文字学)方面颇有根柢，他的治学方法是从文字人手，先在古书中校勘出正确的字，再求正确的音，然后竭力的摸清楚正确的训(字义)。结果，他的若干著作颇能脚踏实地，继往开来。
在他的著作之中，有些不是依靠《永乐大典》所保存的材料写成的，例如《孟子字义疏证》《尔雅文字考》《声类表》，等等。有些却非根据散佚的古籍不能成书，例如《四库全书》内的《水经注》校正本。
《水经注》的原著者是北魏的郦道元。流行的版本很多，都包含极大错误，每每经文、注文纠缠在一起，乱加、乱改的字眼也多，错字更不用说。戴震依据《永乐大典》所保存的宋朝版本，把经文与注文分开，改正了三千七百一十五字，补进了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掉了一千四百四十八字。
在戴震以前，宁被府鄞县的全祖望(谢山)已经做过这项工作，把《水经注》校了七次之多。全祖望的友人、杭州府仁和县的赵一清，写了一部《水经注释》，内容在大体上与戴震的校正本不谋而合，而且这书也在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设立前后被缴送了进来。
因此之故，颇有人怀疑戴震的校正本，与赵一清的“释文本”不无关系。戴震的学生、江苏镇江府金坛县的段玉裁(若膺)，特别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声明：戴氏把《水经注》的经文与注文分开，是乾隆乙酉(三十年)以前的事，换句活说．要等到八年以后四库全书馆设立，戴氏才有机会看到赵一清的著作。
戴震在数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从《永乐大典》辑回了《孙子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术>《五曹算术》与《夏侯阳算经》。这些书，均是清初数学家梅文鼎等人所想见而不曾见到的。戴震自己所写的数学书籍，如《勾股割圜记》等，都有独到之处。这一套学问，其后，他传给了曲阜县的孔广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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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统勋于是保举纪昀与陆锡熊二人当总纂官。(孙士毅的名字是后来加进去的。)传说，朱筠之所以能看到《水乐大典》，还是纪昀指给他的。纪昀在翰林院的一个角落无意中“发现”了《永乐大典》。在此以前，一般人均以为《永乐大典》已被李自成的兵抢散。(其实，全祖望早就在翰林院找到此书，而且摘抄了不少作为参考。)
在朱筠建议抄辑《水乐大典》之中的佚书以前，乾隆已经在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命令各省总督、巡抚与“学政”，收买或借抄“历代流传旧书”与“本朝士林宿望”的诗文专集，以充实宫内的图书宝藏。
江浙的若干书香世家，于是就把家藏的古本一古脑儿奉献。献得最多的，截至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为止，有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每家均在五百部以上。献了一百部以上的也有周厚堉[yu]等人。乾隆很客气，下旨将所献的书一概于抄完之时赏还；凡是献了五百部以上的，另赐那康熙年间编好、雍正年间用铜字印成的《图书集成》一部，献一百部以上的另赐《佩文韵府》一部。
《四厍全书》的名称，是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被“钦定”的。“四库全书馆”也是在这一年成立。一方面，有各省的督抚、学政竭力搜求遗籍；一方面，有馆内的大小臣工逐日把《永乐大典》内的佚书一段一段地抄出。结果抄出了五百多部，其中最著名的为《东观汉记》《直斋书录解题》《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蕃志》，等等。
这实在是一件伟大而富有意义的工作。可惜，乾隆摒除不了满、汉畛域的私见，一边在努力保存古书，一边又在销毁古书。凡是涉及明末清初的史迹而稍于清方不利的，甚至宋朝人谈到辽、金、元而着重于民族大义、夷夏之防的，乾隆及其馆臣都把它们烧了个一干二净。能够留下一个书名，列在所谓“存目”之中，已是不幸之幸。
结果，到了乾隆四十七年大功告成之时，收入于四库的书虽有三千四百七十五部、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被列于“存目”之中的，竟有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六卷。不曾列入存目而销毁得几乎没有踪迹的，更是不计其数。
乾隆仍恐这些被焚的书，或有一二部仍留民间，特别下旨把它们列为禁书，不准任何人收藏。
被禁的书有二千三百多部，幸亏有圣旨、奏疏与咨文可稽，我们今天还能知道书名。
顾炎武的诗集、文集，从《亭林遗书》之中被剜了出来，销毁。钱谦益替吴伟业(梅村)与王士祯(渔洋)的诗文作序，这两篇序也从吴、王二人的集子中抽了出来，销毁。像这样销毁的书，也有二百四十部之多。
钱谦益是明朝的礼部尚书，在南京颇以诗文负一时重望，教过瞿式耜，也教过郑成功。然而他在弘光帝(福王)的朝中，旋进旋退，毫无建树，又在清军兵临城下之时出城投降，可谓晚节不终，无甚足取。其后部成功溯江而上，声势浩大，他忽然写了《秋兴》诗表示高兴。乾隆痛恨他，叫人编《贰臣传》，把他列在卷首，又叫人把他的遗著一概销毁。
然而，清朝的政府尽管禁，民间不怕死的人却依然收藏。于是顾炎武、王夫之(船山)、黄宗羲(梨洲)、孙奇逢(夏峰)的若干著作，都慢慢地重行流传。
顾炎武的诗集与文集，是他的好朋友潘次耕于康熙年间刊刻的。潘氏小心翼翼，把“触犯忌讳”的若干首略加更动，而且删去了十几首。这位潘先生是有心人。
另外有一部手抄本的“蒋山佣”的诗集，流传在民间，逃过了乾隆的魔手，到民国初年还存在。蒋山佣不是别人，正是顾炎武。“蒋山”是南京的一座山，蒋山代表南京，也代表明朝。佣，是仆人。蒋山佣三个字合起来，便是“明朝的臣子”。
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菊生)的主持之下，作了不少有功于中国文化的事。他在1919年印行了《四部丛刊初集》．其中的第三百三十九册是《亭林诗文集》。于是潘次耕的刻本，与手抄本的《蒋山佣诗集》合而为一。黄宗羲的《南雷文案》与王夫之的《姜斋诗文集》，同时重见天日。
钱谦益的《牧斋初学集》与《牧斋有学集》，也沾了光，列为第三百四十三至三百五十一册。此外，又有王士祯的《渔洋精华录》与吴伟业的《梅村家藏槀》。
顾炎武的《日知录》，是清朝考证学的开山之作，虽则不被四库全书馆列入《亭林遗书》，但仍有像潘次耕那样的有心人略加删改，让它风行海内。
张继(溥泉)于1933年在北京找到了《日知录》的《何义门批校精抄本》，交给章炳麟(太炎)与黄侃(季刚)两位加以研究，由黄作成《日知录校记》。其后张又亲自对照山东省立图书馆的另一抄本，也写了“校记”。
张继的夫人崔振华女士，于l958年获得徐文珊等人协助，把这一部《旧题何义门批校精抄本》印了出来。
上海又出版过一部《痛史》，许多种未刊的南明史料都被发表在里面。张肯堂、张煌言、张国维、黄道周、金声几位泉下有知，可以无憾于他们的著作之被销毁于乾隆之手了。
《扬州十日记》在禁书目录中被称为《扬州十日录》，这一本书其后被同盟会大量翻印、秘密传布，作为“排满”的宣传品。
雍正御撰的《大义觉迷录》，本是清朝政府颁发给各府、各县的．乾隆即位不久便下旨收回。在设立四库全书馆以后，特许人民连同其他禁书，在乾隆四十六年年底以前缴出销毁。
最可笑的，是钱綵的《说岳全传》也被禁止。这部小说，所谈的是岳飞抗金的故事。皇太极早就把清室与金的关系赖得干干净净。乾隆及其大臣却小气得很。其后．上海有了英、法等国的租界，便有人在上海把《说岳全传》印了又印，清廷的官吏无可奈何。
《四库全书》的正面贡献，并不因同时毁了若于古籍与史料而可以抹杀。《永乐大典》在当时已经缺了“祃”韵的几本。到今天却只剩了几十本，分散在各国的博物院、图书馆之中。(我在美国的国家文献馆也看到了几本。)全靠有《四库全书》，才勉强保存了《永乐大典》所征引过的五百多部久巳散失的古籍。
从两万多卷的《永乐大典》之中，把零星散见的文字凑合起来，力求恢复这五百多部古籍的本来面日．并非易事。只有极内行的人，才能把这样的事办好。
在纪昀(晓岚)的帮手之中，以戴震(东原)为最得力。戴震是安徽徽州府休宁县的举人，对文字学与音韵学极有研究，曾经比照过《尔雅》《说文》与扬雄的《方言》，也细细检讨过《十三经注疏》。他曾经问学于徽州的经学前辈江永，结交当时的学人惠栋、钱大昕[xinxuan]、王鸣盛、卢文弨[chao]，与王念孙的父亲王安国。
他对于顾炎武的音韵学颇有修正，但他的治学精神则很多私淑于颐炎武之处。他认为离了“经”．无所谓义理．因此而很不赞戚宋明诸儒的凭空谈理，尤其不赞戚朱熹“性即是理”的说法。宋明诸儒每每以“天理”与“人欲”相对称，戴震则确信天理即在人欲之中。
由于他在“小学”(文字学)方面颇有根柢，他的治学方法是从文字人手，先在古书中校勘出正确的字，再求正确的音，然后竭力的摸清楚正确的训(字义)。结果，他的若干著作颇能脚踏实地，继往开来。
在他的著作之中，有些不是依靠《永乐大典》所保存的材料写成的，例如《孟子字义疏证》《尔雅文字考》《声类表》，等等。有些却非根据散佚的古籍不能成书，例如《四库全书》内的《水经注》校正本。
《水经注》的原著者是北魏的郦道元。流行的版本很多，都包含极大错误，每每经文、注文纠缠在一起，乱加、乱改的字眼也多，错字更不用说。戴震依据《永乐大典》所保存的宋朝版本，把经文与注文分开，改正了三千七百一十五字，补进了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掉了一千四百四十八字。
在戴震以前，宁被府鄞县的全祖望(谢山)已经做过这项工作，把《水经注》校了七次之多。全祖望的友人、杭州府仁和县的赵一清，写了一部《水经注释》，内容在大体上与戴震的校正本不谋而合，而且这书也在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设立前后被缴送了进来。
因此之故，颇有人怀疑戴震的校正本，与赵一清的“释文本”不无关系。戴震的学生、江苏镇江府金坛县的段玉裁(若膺)，特别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声明：戴氏把《水经注》的经文与注文分开，是乾隆乙酉(三十年)以前的事，换句活说．要等到八年以后四库全书馆设立，戴氏才有机会看到赵一清的著作。
戴震在数学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从《永乐大典》辑回了《孙子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术>《五曹算术》与《夏侯阳算经》。这些书，均是清初数学家梅文鼎等人所想见而不曾见到的。戴震自己所写的数学书籍，如《勾股割圜记》等，都有独到之处。这一套学问，其后，他传给了曲阜县的孔广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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