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于是正白旗从此被“天子自将”，和正黄、镶黄一齐称为“上三旗”。
在谢济世与陆生枬二人向福彭与锡保大谈其恢复封建的主张之时，福彭正是镶红旗的旗主，而锡保正是正红旗的旗主。这怎能叫雍正不生气呢？
福彭的爵位是平郡王。他的父亲叫纳尔苏。纳尔苏的太太，是曹雪芹的姑母。纳尔苏的曾祖，是代善的大儿子岳托。
下五旌的旗主．在最初是其后是
镶白：多铎
正蓝：莽古尔泰
镶蓝：阿敏
正红：代善
镶红：阿济格多尔博一支的多锌子孙
多尼一支的多铎子孙
济尔哈朗的子孙
萨哈璘一支的代善于孙
岳托一支的代善子孙
锡保的爵位是顺承部王。锡保的祖父是勒克德浑。勒克德浑的父亲是代善的第三个儿子萨哈磷。这时候，其他三个“下五旗”的旗主，可能是：
镶自旗辅国公塞勤
正蓝旗信郡王德昭
镶蓝旗简亲王神保住
这三人均不及平郡王福彭与顺承郡王锡保之重要。
本来，福彭的父亲讷尔苏，比福彭更有力量，曾经被康熙的太子胤礽殴打过，显然是皇八子胤禩的一党。雍正在雍正四年将他革去爵位，叫他的儿子福彭继承。
简亲王神保住的父亲雅尔江阿，也是在雍正四年被革去爵位的，和讷尔苏同时。
传说，曹頫[fu,tiao]是在雍正六年被抄家的，曹頫可能也是受了讷尔苏的牵累。
雍正从即位的时候起，便颁了“上谕”，禁止下五旗各旗旗主对担任政府官吏的旗员勒索。
他又把都察院的满洲人御史调派到八旗去，每旗二人，稽察一切。从此，各旗的内部行政，在实际上被中央直接管理。下五旗的半独立主权，名存实亡。
过去，康熙也曾经以此一旗的旗员，充任另一旗的“都统”，但是当都统的多多少少要受制于该旗的旗主，与本人所隶属的一旗的旗主。
雍正却直截了当，以此旗的旗主兼充彼旗的都统，弄得彼旗的旗主无法抗衡。
康熙以来，除了镶蓝、正红两旗为济尔哈朗与萨哈璘一支的代善子孙所占以外，其余的三个下五旗(镶白、正蓝、镶红)常被插入若干新封的人，每一个新封的人总要占去一个参领(甲喇，等于五个佐领)，或几个佐领(牛录，牛录是含有三百个壮丁的单位)。于是这三旗的完整性也丧失了。雍正，不消说，也是采取分割各旗的政策，而变本加厉。
每一个满洲的旗，在原则上包括五个参领，也就是二十五个佐领。事实上，各旗的大小并不划一。佐领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旗分佐领”，其份子称为旗分人员，简称旗员，对于旗主很像西洋封建时代藩臣之于藩主，旗主有大的“圈地”，旗员有小的圈地。另一种是所谓包衣佐领，那便是相当于农奴的集团了。
雍正规定：下五旗各旗主对于包衣可以照旧享受“主人”的权利，对于旗员则只能用为“护卫、散骑郎、亲军校(小军官)、亲军”，不许用作仆从，管家务，供差役。倘若要在旗员中调人充任这些贱役，就必须专案奏请。旗员当了京官侍郎以上，外官县知事以上，旗主不许挑选他们的子弟当侍从，或管带包衣的“下官”。
各旗彼此之间，也不许发生横的关系。这一旗的旗员与包衣，不许到别一旗旗主那里去当差。上三旗的旗员包衣，更绝对不许“在诸王门下行走”。
雍正精力过人，喜欢办事，而不怕繁琐，可说是天生的一位大行政家。他自奉甚薄，较康熙有过之而无不及，虽致力于清查逋赋、欠赋、增收关税、盐税，却只是为了充裕国库，不是为了一己的耳目之娱(宫室)，口腹之欲(饮食)，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他把整理财政的所得，用在免赋、赈灾、浚河、筑堤等项目上。
如果他不是皇帝，而是一位宰相或“大学士”，以他那一种综核名实的作风与政绩，其值得后人的歌颂，也许要超过张居正。我们不可忘记，他是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人(即位于公元1722年，逝世于1735年)。那时候，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具有所谓责任内阁制的政府，除了英国以外。甚至在英国，责任内阁制也不过是刚刚萌芽罢了。
我们也不可忘记，中国自从明太祖晚年以来，一直到他(雍正)即位之时，已经有三百多年不设宰相。大权在原则上操在皇帝之手，而若干大学士与(明朝的)所谓秉笔太监，顾名思义，也只是皇帝的书记而已。
我们可以不欣赏他的作风，不佩服他的政绩，但不应该责备他不懂得用宰相代治国家，不懂得创设一个民选的议会，正如我们不应该责备孔子不会驾驶汽车。
就事论事，以当时的标准衡量，雍正的用人行政虽不是完全无可批评，的确比康熙与乾隆均高明得多。
他最信任怡亲王胤样，先用为“总理事务”的大臣之一，后用为大学士及军机大臣。这胤祥是一个忠心、能干而不要钱的好官。
次于胤祥的，是鄂尔泰与张廷玉。鄂尔泰是满洲镶蓝旗的旗员，姓西林觉罗氏(不是爱新觉罗氏)，可谓与皇家同族，而不是宗室。他的高祖父屯泰率领汪钦地方七个村庄的女真人归附努尔哈赤，作了牛录额真(佐领)，曾祖父图们在皇太极之时对明军作战阵亡于大凌河。他本人在康熙三十八年考中举人，在康熙四十二年袭封佐领，在康熙五十五年当了内务府的员外郎。
那时候，雍正以皇子的身份对他有所请托，被他拒绝；不料因此反而很受雍正重视。雍正一即位，便特别提拔他，放他为云南主考，又任命他为江苏布政使。
在江苏布政使任上，鄂尔泰把照例“应得”的“公使银”(可以“报销”的办公费)，买了三万三千四百石谷子，分别存在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作为将来赈济灾荒的一种准备；也上了条陈，想疏浚太湖的两个出口吴淞江与白茅浦。雍正很高兴，就在他三年“任满”之时，升他为广西巡抚。
鄂尔泰刚到广西就职，雍正便把他调充云南巡抚，“治总督事”(代理总督)。鄂尔泰在代理总督任上不到一年，镇压了逼近贵阳的谷隆苗民武装。谷隆，在明朝称为谷龙川，分为大小两个土司，在今日是贵阳东南的龙里县。雍正很喜欢，升鄂尔泰为实授(真除)的云贵总督。
鄂尔泰主张彻底施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把明朝所设的若干世袭的安抚使司、宣抚使司一概取消，改派知府、知县，与内地的郡县制度台流。这一点，雍正和他的看法完全一致。两人均认为苗人、彝人等，都是应该由皇帝直接管理的“子民”，不容由封建式的土司割据。土司对于土民“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东川(会泽)与乌蒙(昭通)的“钱粮不过三百余两，取于下者百倍”。土司之下，又有土目(土司的胥吏)，土目之横，又甚于土司。
依照鄂尔泰的建议，雍正把东川与乌蒙均从四川划入云南，由鄂尔泰用武力来“改土归流”，设立了三府一镇。其他各地，如贵州的古州(榕江)、黎平、镇远、安顺，云南的镇雄、沾益，也一概于克服了土司的反抗以后改土归流。
雍正在雍正七年加拨一省给鄂尔泰管理，称他为“云贵广西总督”。于是若干广西的土司，也归了流。雍正藉此把广西与安南的国界也划定了，送给安南王黎维祹以贿咒河外的土地一百四十里(宽)，作为赏地。
鄂尔泰在雍正十年被召回北京，充任“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办理军机事务”。他和张廷玉一起，每天在“军机处”侍候雍正办公。
军机处原称为“军机房”，是所谓“军需房”的后身。军需房设于雍正七年六月，所管的本是军需，雍正为了“保密”与随时向胤祥、张廷玉、蒋廷锡三人指示，而把它设在内廷，隆宗门里边的一座房子。
那时候，胤祥已经从雍正三年二月解任“总理事务”以来，办理京畿的水利(如疏浚砖河、兴齐河，分减于牙河，导引永定河，等等)颇有成效，奉雍正之命，主持支援西北方面对准噶尔的军事行动。这军需房可说是特为胤祥而设。张廷玉与蒋廷锡在当时是两个得力的大学士，而蒋廷锡又是现任的(管钱的)户部尚书，所以也被调来军需房办公。
军需房在雍正八年改称为军机房。胤祥在雍正八年五月逝世，遗缺由一个叫做马尔赛的接充。但马尔赛在雍正九年七月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八月出发，军机处只剩下张廷玉和蒋廷锡两人。到了雍正十年二月，才添进了鄂尔泰，为“办理军机事务”的大臣，加上一个“在办理军机处行走”的原任贵州提督的哈元生。哈元生“行走”了不到一个月，便因为贵州苗民反抗再起，奉命回贵州提督原任。
军需房虽原为胤祥而设，但军机处之升格为实际的内阁，夺了原有的内阁的实权，却全是由于张廷玉的建议。
张廷玉是安徽桐城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翰林)，翰林院检讨，“直南书房”(在内廷的“南书房”陪皇帝看书、写文章)，历任洗马、庶子、侍讲(都是名义上侍候太子的官)，在康熙五十九年作到刑部侍郎(等于司法行政部的副部长)，不久调任吏部侍郎(内政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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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谢济世与陆生枬二人向福彭与锡保大谈其恢复封建的主张之时，福彭正是镶红旗的旗主，而锡保正是正红旗的旗主。这怎能叫雍正不生气呢？
福彭的爵位是平郡王。他的父亲叫纳尔苏。纳尔苏的太太，是曹雪芹的姑母。纳尔苏的曾祖，是代善的大儿子岳托。
下五旌的旗主．在最初是其后是
镶白：多铎
正蓝：莽古尔泰
镶蓝：阿敏
正红：代善
镶红：阿济格多尔博一支的多锌子孙
多尼一支的多铎子孙
济尔哈朗的子孙
萨哈璘一支的代善于孙
岳托一支的代善子孙
锡保的爵位是顺承部王。锡保的祖父是勒克德浑。勒克德浑的父亲是代善的第三个儿子萨哈磷。这时候，其他三个“下五旗”的旗主，可能是：
镶自旗辅国公塞勤
正蓝旗信郡王德昭
镶蓝旗简亲王神保住
这三人均不及平郡王福彭与顺承郡王锡保之重要。
本来，福彭的父亲讷尔苏，比福彭更有力量，曾经被康熙的太子胤礽殴打过，显然是皇八子胤禩的一党。雍正在雍正四年将他革去爵位，叫他的儿子福彭继承。
简亲王神保住的父亲雅尔江阿，也是在雍正四年被革去爵位的，和讷尔苏同时。
传说，曹頫[fu,tiao]是在雍正六年被抄家的，曹頫可能也是受了讷尔苏的牵累。
雍正从即位的时候起，便颁了“上谕”，禁止下五旗各旗旗主对担任政府官吏的旗员勒索。
他又把都察院的满洲人御史调派到八旗去，每旗二人，稽察一切。从此，各旗的内部行政，在实际上被中央直接管理。下五旗的半独立主权，名存实亡。
过去，康熙也曾经以此一旗的旗员，充任另一旗的“都统”，但是当都统的多多少少要受制于该旗的旗主，与本人所隶属的一旗的旗主。
雍正却直截了当，以此旗的旗主兼充彼旗的都统，弄得彼旗的旗主无法抗衡。
康熙以来，除了镶蓝、正红两旗为济尔哈朗与萨哈璘一支的代善子孙所占以外，其余的三个下五旗(镶白、正蓝、镶红)常被插入若干新封的人，每一个新封的人总要占去一个参领(甲喇，等于五个佐领)，或几个佐领(牛录，牛录是含有三百个壮丁的单位)。于是这三旗的完整性也丧失了。雍正，不消说，也是采取分割各旗的政策，而变本加厉。
每一个满洲的旗，在原则上包括五个参领，也就是二十五个佐领。事实上，各旗的大小并不划一。佐领分为两种，一种是所谓“旗分佐领”，其份子称为旗分人员，简称旗员，对于旗主很像西洋封建时代藩臣之于藩主，旗主有大的“圈地”，旗员有小的圈地。另一种是所谓包衣佐领，那便是相当于农奴的集团了。
雍正规定：下五旗各旗主对于包衣可以照旧享受“主人”的权利，对于旗员则只能用为“护卫、散骑郎、亲军校(小军官)、亲军”，不许用作仆从，管家务，供差役。倘若要在旗员中调人充任这些贱役，就必须专案奏请。旗员当了京官侍郎以上，外官县知事以上，旗主不许挑选他们的子弟当侍从，或管带包衣的“下官”。
各旗彼此之间，也不许发生横的关系。这一旗的旗员与包衣，不许到别一旗旗主那里去当差。上三旗的旗员包衣，更绝对不许“在诸王门下行走”。
雍正精力过人，喜欢办事，而不怕繁琐，可说是天生的一位大行政家。他自奉甚薄，较康熙有过之而无不及，虽致力于清查逋赋、欠赋、增收关税、盐税，却只是为了充裕国库，不是为了一己的耳目之娱(宫室)，口腹之欲(饮食)，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他把整理财政的所得，用在免赋、赈灾、浚河、筑堤等项目上。
如果他不是皇帝，而是一位宰相或“大学士”，以他那一种综核名实的作风与政绩，其值得后人的歌颂，也许要超过张居正。我们不可忘记，他是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人(即位于公元1722年，逝世于1735年)。那时候，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具有所谓责任内阁制的政府，除了英国以外。甚至在英国，责任内阁制也不过是刚刚萌芽罢了。
我们也不可忘记，中国自从明太祖晚年以来，一直到他(雍正)即位之时，已经有三百多年不设宰相。大权在原则上操在皇帝之手，而若干大学士与(明朝的)所谓秉笔太监，顾名思义，也只是皇帝的书记而已。
我们可以不欣赏他的作风，不佩服他的政绩，但不应该责备他不懂得用宰相代治国家，不懂得创设一个民选的议会，正如我们不应该责备孔子不会驾驶汽车。
就事论事，以当时的标准衡量，雍正的用人行政虽不是完全无可批评，的确比康熙与乾隆均高明得多。
他最信任怡亲王胤样，先用为“总理事务”的大臣之一，后用为大学士及军机大臣。这胤祥是一个忠心、能干而不要钱的好官。
次于胤祥的，是鄂尔泰与张廷玉。鄂尔泰是满洲镶蓝旗的旗员，姓西林觉罗氏(不是爱新觉罗氏)，可谓与皇家同族，而不是宗室。他的高祖父屯泰率领汪钦地方七个村庄的女真人归附努尔哈赤，作了牛录额真(佐领)，曾祖父图们在皇太极之时对明军作战阵亡于大凌河。他本人在康熙三十八年考中举人，在康熙四十二年袭封佐领，在康熙五十五年当了内务府的员外郎。
那时候，雍正以皇子的身份对他有所请托，被他拒绝；不料因此反而很受雍正重视。雍正一即位，便特别提拔他，放他为云南主考，又任命他为江苏布政使。
在江苏布政使任上，鄂尔泰把照例“应得”的“公使银”(可以“报销”的办公费)，买了三万三千四百石谷子，分别存在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作为将来赈济灾荒的一种准备；也上了条陈，想疏浚太湖的两个出口吴淞江与白茅浦。雍正很高兴，就在他三年“任满”之时，升他为广西巡抚。
鄂尔泰刚到广西就职，雍正便把他调充云南巡抚，“治总督事”(代理总督)。鄂尔泰在代理总督任上不到一年，镇压了逼近贵阳的谷隆苗民武装。谷隆，在明朝称为谷龙川，分为大小两个土司，在今日是贵阳东南的龙里县。雍正很喜欢，升鄂尔泰为实授(真除)的云贵总督。
鄂尔泰主张彻底施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把明朝所设的若干世袭的安抚使司、宣抚使司一概取消，改派知府、知县，与内地的郡县制度台流。这一点，雍正和他的看法完全一致。两人均认为苗人、彝人等，都是应该由皇帝直接管理的“子民”，不容由封建式的土司割据。土司对于土民“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东川(会泽)与乌蒙(昭通)的“钱粮不过三百余两，取于下者百倍”。土司之下，又有土目(土司的胥吏)，土目之横，又甚于土司。
依照鄂尔泰的建议，雍正把东川与乌蒙均从四川划入云南，由鄂尔泰用武力来“改土归流”，设立了三府一镇。其他各地，如贵州的古州(榕江)、黎平、镇远、安顺，云南的镇雄、沾益，也一概于克服了土司的反抗以后改土归流。
雍正在雍正七年加拨一省给鄂尔泰管理，称他为“云贵广西总督”。于是若干广西的土司，也归了流。雍正藉此把广西与安南的国界也划定了，送给安南王黎维祹以贿咒河外的土地一百四十里(宽)，作为赏地。
鄂尔泰在雍正十年被召回北京，充任“保和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办理军机事务”。他和张廷玉一起，每天在“军机处”侍候雍正办公。
军机处原称为“军机房”，是所谓“军需房”的后身。军需房设于雍正七年六月，所管的本是军需，雍正为了“保密”与随时向胤祥、张廷玉、蒋廷锡三人指示，而把它设在内廷，隆宗门里边的一座房子。
那时候，胤祥已经从雍正三年二月解任“总理事务”以来，办理京畿的水利(如疏浚砖河、兴齐河，分减于牙河，导引永定河，等等)颇有成效，奉雍正之命，主持支援西北方面对准噶尔的军事行动。这军需房可说是特为胤祥而设。张廷玉与蒋廷锡在当时是两个得力的大学士，而蒋廷锡又是现任的(管钱的)户部尚书，所以也被调来军需房办公。
军需房在雍正八年改称为军机房。胤祥在雍正八年五月逝世，遗缺由一个叫做马尔赛的接充。但马尔赛在雍正九年七月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八月出发，军机处只剩下张廷玉和蒋廷锡两人。到了雍正十年二月，才添进了鄂尔泰，为“办理军机事务”的大臣，加上一个“在办理军机处行走”的原任贵州提督的哈元生。哈元生“行走”了不到一个月，便因为贵州苗民反抗再起，奉命回贵州提督原任。
军需房虽原为胤祥而设，但军机处之升格为实际的内阁，夺了原有的内阁的实权，却全是由于张廷玉的建议。
张廷玉是安徽桐城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翰林)，翰林院检讨，“直南书房”(在内廷的“南书房”陪皇帝看书、写文章)，历任洗马、庶子、侍讲(都是名义上侍候太子的官)，在康熙五十九年作到刑部侍郎(等于司法行政部的副部长)，不久调任吏部侍郎(内政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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