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雍正呢，本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却在办理文字之狱的时候，比父亲康熙与儿子乾隆，均略为宽大。
礼部侍郎浙江海宁人查嗣庭，在雍正四年当江西主考，出了一个八股题目“维民所止”。有人告他的状，说“维”字与“止”字恰好是“雍正”两个字砍去了头。雍正把他和他的儿子逮捕。这两人气死在牢里。雍正把他的其余四个儿子，杀一个，充军三个，把他的一兄一弟、几个侄儿，也充了军。此外，别无株连。其后，而且放同了查嗣庭之兄(查慎行)。
雍正七年，有一位某部主事(科员)陆生枬，因写了十七篇《通鉴论》被杀。罪名是，主张废郡县，复封建，梦想分封诸王，削弱中央势力。
其后不久，发生了曾静劝岳钟琪“造反”的案子。
曾静是湖南永兴的一位落第书生，于无意之中读到名儒吕留良所评选的八股文，其中有论及“夷夏之防”的，十分沉痛。吕留良是康熙时代的人，仍称“清”为“北朝”，称“明”为本朝，说一部春秋的微言大义，不外是尊王攘夷，孔子之所以称许管仲，原因即在于此。吕留良言外之音，清朝的皇帝是夷，该“攘”。
曾静读了吕留良的文章，很感动；特地跑到浙江石门(崇德)吕留良的家乡，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这时候吕留良已死)、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和他们做了很好的朋友。这三人把吕留良的所有遗著，包括《日记》与《四书讲义》，均交给了曾静。
曾静回到湖南以后，把吕留良的思想与学说灌输给自己的学生张熙。张熙自告奋勇，愿意到西北一趟，找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岳钟琪反清。曾静写了一封信，托他带去。
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年羹尧的老部下，勇敢善战。他的的确确是岳飞的苗裔，曾静和张熙以为他必能一本岳飞的抗金遗志，灭掉清朝。清朝皇帝不是曾经自称金朝皇帝的苗裔么？岳钟琪是绿营名将岳升龙的儿了；最初以捐班的“同知”(相当于“副县长”的一种官衔)，改充武官游击，在康熙五十八年之时做到四川永宁协的副将(等于一个副旅长)。康熙征讨西藏，他是先锋，杀了(西康)里塘的“第巴”，降了巴塘、察木多(昌都)等地的“第巴”，冲到拉萨，击走准噶尔部长策妄阿拉布坦的驻藏大将策凌敦多布。因此之故，他被康熙任命为左都督，又升为四川提督。他征服松潘以西、四川与青海之间的若干少数民族寨子。
雍正即位以后，叫年羹尧讨伐盘踞青海的蒙古人罗卜藏丹津，年羹尧调岳钟琪来帮忙，结果在事实上出力打平罗卜藏丹津的完全是岳钟琪。于是雍正就命他为甘肃提督；不久，叫他兼甘肃巡抚。雍正三年四月，叫他接年羹尧的川陕总督。
岳钟琪这人生于清朝，长于清朝，替清朝立下很大的功，又作了清朝很大的官，只知道忠于清朝，不仅把远祖岳飞如何忠于宋朝，如何誓死抗金，漠然视之；而且这时候明朝丢掉北京也将近一百年了，他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清复明”的念头。
张熙不辞跋涉之苦，甘冒生命危险，在雍正四年七月间跑到岳钟琪的衙门求见，可谓找错了人。岳钟琪接见他，读了他带来的曾静的信，大吃一惊。
这岳钟琪一面假心假意答应参加反清运动，而且与张熙立了誓，一面暗中报告雍正。于是雍正就下旨抓人。曾静、吕毅中、严鸿逵、沈在宽一齐落网，押解到京。张熙也被押解了来。雍正读了曾静写给岳钟琪的信，也读了搜查来的吕留良遗著，认为这是思想同题。亲自编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发各地，特免曾静、张熙之死，叫他们去江浙一带把《大义觉迷录》好好宣讲。(吕毅中与沈在宽被斩首，严鸿逵死在牢里，这三人的子孙全数充军。岳钟琪暂时仍被重用，到了雍正十年便以在新疆对准噶尔作战不力的罪名，被免职，监禁。)
《大义觉迷录》的内容相当坦白，雍正自认为夷，把清朝也称为“外国”。后来乾隆感觉不妥，把这书列为禁书，于是在中国便难找到，倒是日本人替我们保存了，被稻叶君山约略引录在《清朝全史》之中。
《大义觉迷录》包括曾静的供词，雍正在雍正四年九月所颁的诏书，与曾静“改悔以后”所写的一篇歌颂清朝的“归仁录”。曾静在写给岳钟琪的信中，指出雍正有九项罪恶：(一)窃位；(二)逼母(稻叶君山说这是指的雍正逼迫康熙的佟后殉葬。事实上佟后(孝懿皇后)死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雍正自己的母亲德妃乌雅氏，死于雍正元年五月，曾静所指的可能是她；(三)弑兄(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四)屠弟(胤禩、胤禟)；(五)贪财；(六)好杀；(七)耽酒；(八)淫色；(九)诛忠用佞。
雍正对于曾静之如此不客气，却不甚介意，说“曾讥诽止朕一人”，吕留良“上诬皇考(康熙)之盛德”，“于本朝祥瑞事迹概隐匿不书，而专造作妖诬，布其私愤”，“谓我朝曰‘清’，曰‘北’，曰‘燕’，曰‘彼中’”，“称满、汉之兵，齐跪永历马前”，“此吕之罪，所以为至大也”。
雍正发明了一套神权理论，说皇帝是天所指派的，天只问某人的“德”，够不够当皇帝，并不问此人出生在什么地方。“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圣德?”“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凡所以蒙受此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殊视？”雍正说，写文章的人“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对于外国人受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宜公平书录，细大不遗。......外国之君，信其是非不爽，直道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若故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妄载以诬其恶，以为中国之君既生中国，自应享有令名，不必修德行仁，自臻郅治之隆；而自外国人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竟无载籍之褒扬，为善之心因以自怠，则内地之苍生其苦岂有底止耶？”这些话，是雍正的真心话，颇能动人。
关于清兵入关，窃占北京与华北的经过，雍正抄袭多尔衮的理论，说清朝得天下于李自成之手，不是得之于明朝之手。而且明朝自“嘉靖(世宗)以后，君臣失德，盗贼起于四方，疆圉无宁，其时可谓之天地闭塞。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穷寇，文物日盛，黄章白叟，一生不见兵革......尚可谓之昏暗乎？”“我朝之有造于中国，大且至矣!”
《细说清朝》五○、彻底集权
曾静、张熙所崇拜的吕留良，在他的遗著之中，除了强调“夷夏之防”以外，也竭力主张恢复封建，实行井田。
先于吕留良的顾炎武(亭林)，以经学大师而一生为复国奔走，写过《郡县论》九篇，洋洋洒洒，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他而且提出了一个“寓封建于郡县”的口号，建议让成绩优良的地方官世袭。他的言外之音，是希望清朝皇帝广建诸侯，分掉清朝中央的政权，然后反清复明的志士便可以在这些诸侯身上打主意。
因弹劾酷吏田文镜而反遭雍正之怒，被充军到阿尔泰(新疆北部)的谢济世，在雍正七年向当地的驻军首长平郡王福彭呈献自己的《古本大学注》，痛论程、朱不是儒学的正统，很受福彭的重视。与他同时被充军在那里的一位广西同乡陆生枬，也写了一部《通鉴论》，共十七篇，拿给福彭与振武将军锡保等人欣赏。谢、陆二人的思想，和顾炎武与吕留良的差不多，都是说封建好，专制不好。陆的文章更加露骨：“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君)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圣人)虽有国事，第存乎纲领，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事事而理。”
锡保把谢、陆二人的活动，秘密报告雍正，也把二人的著作缴了上来。雍正读了，勃然大怒，交朝中的王大臣议罪。结果，谢济世罚当苦工，陆生弃斩首。
雍正这时候正在想把他的帝国更进一步地统一起来，把他的君权作更高一层的提高。
他自从即位以来，便已向八旗之中半独立的“下五旗”开刀。他怎能听得进“广建诸侯”的一套说法?
所谓“下五旗”，是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五个旗。
与“下五旗”对称，是直属天在的“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
当年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家，联络若干女真部落，创造了一个相当大的汗国。这汗国实际上是一个部落联盟，分成八个旗，每一个旗自有旗主。旗主对下有完全的统治权，对上向努尔哈赤效忠。
努尔哈赤很精明，把这八个旗，全以自己的子侄为旗主。其中皇太极兼掌了正黄与镶黄两个旗。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以正白旗旗主的资格，联合同母弟多铎所主的镶白旗，而且勾结了两个黄旗内部的若干份子，于是抢得了实际政权，先当辅政，后当摄政，终于自称“皇父”，把顺浩皇帝当作儿子看待。
多尔衮死后，他的正白旗被顺治拿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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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侍郎浙江海宁人查嗣庭，在雍正四年当江西主考，出了一个八股题目“维民所止”。有人告他的状，说“维”字与“止”字恰好是“雍正”两个字砍去了头。雍正把他和他的儿子逮捕。这两人气死在牢里。雍正把他的其余四个儿子，杀一个，充军三个，把他的一兄一弟、几个侄儿，也充了军。此外，别无株连。其后，而且放同了查嗣庭之兄(查慎行)。
雍正七年，有一位某部主事(科员)陆生枬，因写了十七篇《通鉴论》被杀。罪名是，主张废郡县，复封建，梦想分封诸王，削弱中央势力。
其后不久，发生了曾静劝岳钟琪“造反”的案子。
曾静是湖南永兴的一位落第书生，于无意之中读到名儒吕留良所评选的八股文，其中有论及“夷夏之防”的，十分沉痛。吕留良是康熙时代的人，仍称“清”为“北朝”，称“明”为本朝，说一部春秋的微言大义，不外是尊王攘夷，孔子之所以称许管仲，原因即在于此。吕留良言外之音，清朝的皇帝是夷，该“攘”。
曾静读了吕留良的文章，很感动；特地跑到浙江石门(崇德)吕留良的家乡，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这时候吕留良已死)、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和他们做了很好的朋友。这三人把吕留良的所有遗著，包括《日记》与《四书讲义》，均交给了曾静。
曾静回到湖南以后，把吕留良的思想与学说灌输给自己的学生张熙。张熙自告奋勇，愿意到西北一趟，找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岳钟琪反清。曾静写了一封信，托他带去。
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年羹尧的老部下，勇敢善战。他的的确确是岳飞的苗裔，曾静和张熙以为他必能一本岳飞的抗金遗志，灭掉清朝。清朝皇帝不是曾经自称金朝皇帝的苗裔么？岳钟琪是绿营名将岳升龙的儿了；最初以捐班的“同知”(相当于“副县长”的一种官衔)，改充武官游击，在康熙五十八年之时做到四川永宁协的副将(等于一个副旅长)。康熙征讨西藏，他是先锋，杀了(西康)里塘的“第巴”，降了巴塘、察木多(昌都)等地的“第巴”，冲到拉萨，击走准噶尔部长策妄阿拉布坦的驻藏大将策凌敦多布。因此之故，他被康熙任命为左都督，又升为四川提督。他征服松潘以西、四川与青海之间的若干少数民族寨子。
雍正即位以后，叫年羹尧讨伐盘踞青海的蒙古人罗卜藏丹津，年羹尧调岳钟琪来帮忙，结果在事实上出力打平罗卜藏丹津的完全是岳钟琪。于是雍正就命他为甘肃提督；不久，叫他兼甘肃巡抚。雍正三年四月，叫他接年羹尧的川陕总督。
岳钟琪这人生于清朝，长于清朝，替清朝立下很大的功，又作了清朝很大的官，只知道忠于清朝，不仅把远祖岳飞如何忠于宋朝，如何誓死抗金，漠然视之；而且这时候明朝丢掉北京也将近一百年了，他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清复明”的念头。
张熙不辞跋涉之苦，甘冒生命危险，在雍正四年七月间跑到岳钟琪的衙门求见，可谓找错了人。岳钟琪接见他，读了他带来的曾静的信，大吃一惊。
这岳钟琪一面假心假意答应参加反清运动，而且与张熙立了誓，一面暗中报告雍正。于是雍正就下旨抓人。曾静、吕毅中、严鸿逵、沈在宽一齐落网，押解到京。张熙也被押解了来。雍正读了曾静写给岳钟琪的信，也读了搜查来的吕留良遗著，认为这是思想同题。亲自编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发各地，特免曾静、张熙之死，叫他们去江浙一带把《大义觉迷录》好好宣讲。(吕毅中与沈在宽被斩首，严鸿逵死在牢里，这三人的子孙全数充军。岳钟琪暂时仍被重用，到了雍正十年便以在新疆对准噶尔作战不力的罪名，被免职，监禁。)
《大义觉迷录》的内容相当坦白，雍正自认为夷，把清朝也称为“外国”。后来乾隆感觉不妥，把这书列为禁书，于是在中国便难找到，倒是日本人替我们保存了，被稻叶君山约略引录在《清朝全史》之中。
《大义觉迷录》包括曾静的供词，雍正在雍正四年九月所颁的诏书，与曾静“改悔以后”所写的一篇歌颂清朝的“归仁录”。曾静在写给岳钟琪的信中，指出雍正有九项罪恶：(一)窃位；(二)逼母(稻叶君山说这是指的雍正逼迫康熙的佟后殉葬。事实上佟后(孝懿皇后)死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雍正自己的母亲德妃乌雅氏，死于雍正元年五月，曾静所指的可能是她；(三)弑兄(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四)屠弟(胤禩、胤禟)；(五)贪财；(六)好杀；(七)耽酒；(八)淫色；(九)诛忠用佞。
雍正对于曾静之如此不客气，却不甚介意，说“曾讥诽止朕一人”，吕留良“上诬皇考(康熙)之盛德”，“于本朝祥瑞事迹概隐匿不书，而专造作妖诬，布其私愤”，“谓我朝曰‘清’，曰‘北’，曰‘燕’，曰‘彼中’”，“称满、汉之兵，齐跪永历马前”，“此吕之罪，所以为至大也”。
雍正发明了一套神权理论，说皇帝是天所指派的，天只问某人的“德”，够不够当皇帝，并不问此人出生在什么地方。“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圣德?”“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凡所以蒙受此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殊视？”雍正说，写文章的人“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对于外国人受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宜公平书录，细大不遗。......外国之君，信其是非不爽，直道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若故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妄载以诬其恶，以为中国之君既生中国，自应享有令名，不必修德行仁，自臻郅治之隆；而自外国人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竟无载籍之褒扬，为善之心因以自怠，则内地之苍生其苦岂有底止耶？”这些话，是雍正的真心话，颇能动人。
关于清兵入关，窃占北京与华北的经过，雍正抄袭多尔衮的理论，说清朝得天下于李自成之手，不是得之于明朝之手。而且明朝自“嘉靖(世宗)以后，君臣失德，盗贼起于四方，疆圉无宁，其时可谓之天地闭塞。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穷寇，文物日盛，黄章白叟，一生不见兵革......尚可谓之昏暗乎？”“我朝之有造于中国，大且至矣!”
《细说清朝》五○、彻底集权
曾静、张熙所崇拜的吕留良，在他的遗著之中，除了强调“夷夏之防”以外，也竭力主张恢复封建，实行井田。
先于吕留良的顾炎武(亭林)，以经学大师而一生为复国奔走，写过《郡县论》九篇，洋洋洒洒，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他而且提出了一个“寓封建于郡县”的口号，建议让成绩优良的地方官世袭。他的言外之音，是希望清朝皇帝广建诸侯，分掉清朝中央的政权，然后反清复明的志士便可以在这些诸侯身上打主意。
因弹劾酷吏田文镜而反遭雍正之怒，被充军到阿尔泰(新疆北部)的谢济世，在雍正七年向当地的驻军首长平郡王福彭呈献自己的《古本大学注》，痛论程、朱不是儒学的正统，很受福彭的重视。与他同时被充军在那里的一位广西同乡陆生枬，也写了一部《通鉴论》，共十七篇，拿给福彭与振武将军锡保等人欣赏。谢、陆二人的思想，和顾炎武与吕留良的差不多，都是说封建好，专制不好。陆的文章更加露骨：“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君)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圣人)虽有国事，第存乎纲领，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事事而理。”
锡保把谢、陆二人的活动，秘密报告雍正，也把二人的著作缴了上来。雍正读了，勃然大怒，交朝中的王大臣议罪。结果，谢济世罚当苦工，陆生弃斩首。
雍正这时候正在想把他的帝国更进一步地统一起来，把他的君权作更高一层的提高。
他自从即位以来，便已向八旗之中半独立的“下五旗”开刀。他怎能听得进“广建诸侯”的一套说法?
所谓“下五旗”，是镶白、正蓝、镶蓝、正红、镶红五个旗。
与“下五旗”对称，是直属天在的“上三旗”：正黄、镶黄、正白。
当年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家，联络若干女真部落，创造了一个相当大的汗国。这汗国实际上是一个部落联盟，分成八个旗，每一个旗自有旗主。旗主对下有完全的统治权，对上向努尔哈赤效忠。
努尔哈赤很精明，把这八个旗，全以自己的子侄为旗主。其中皇太极兼掌了正黄与镶黄两个旗。
皇太极死后，多尔衮以正白旗旗主的资格，联合同母弟多铎所主的镶白旗，而且勾结了两个黄旗内部的若干份子，于是抢得了实际政权，先当辅政，后当摄政，终于自称“皇父”，把顺浩皇帝当作儿子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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