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雍正即位以后，提拔张廷玉为礼部尚书，其后放他为顺天乡试的主考，加官太子太保，兼官翰林院掌院学士，调充户部尚书(财政部部长)；在雍正四年升为文渊阁大学士，仍兼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雍正五年，升为文华殿大学士；雍正六年，升为保和殿大学士，改兼吏部尚书；雍正七年，以大学士的资格调到军需房，与怡亲王胤祥、户部尚书蒋廷锡“密办军需”。(吏部尚书一职，由一个叫做查朗阿的接充。)这一年十月，他得了一个比“太子太保”更高的加官(衔头)，即(皇帝的)“少保”。
张廷玉在军需房一改为军机房、再改为军机处之时，用了一张纸条，把内阁所仅有的“票拟”之权，轻轻地献给了皇帝。他也许是感觉到受恩深重，藉此图报。
张廷玉的建议是各方面写给皇帝的奏章，分为二类，涉及普通政务的“常事”称做“疏”，涉及军国机密的“要事”称做“摺”。“疏”由通政司收进，交内阁用签条(票)“拟旨”；“摺”不再由通政司收进，而改由“奏事处”收进，不再交内阁拟旨，而改由皇帝在军机处看着军机大臣拟办，立刻用御笔朱批，批好了立刻由军机处的职员抄写、封发，不经过内阁，更不经过各部，既保密又迅速。
雍正采纳张廷玉的意见，从此军机处成为全国最高而最重要的一个衙门。
也只有像雍正这样有能力的皇帝，与张廷玉这样有能力的军机大臣，才可以把全国的“要事”办得那样迅速而大体不差。张廷玉有一个当过大学士的父亲(张英)，可谓家学渊源；本人在刑部、吏部、礼部、户部均作过尚书或侍郎，也作了三个殿的大学士，够得上称为熟悉一切。只有工部与兵部的事，他较为生疏：有了办过水利的怡亲王胤祥．与剿过苗民起义的鄂尔泰，以及在鄂尔泰内调以前的马尔赛，雍正也不怕无所咨询了。
乾隆即位以后，一度改军机处为总理事务处，但改了不到两年，仍旧称它为军机处。鄂尔泰在乾隆十年病故，张廷玉在乾隆十四年退休。(两人均在乾隆四年加官“太保”，比“少保”又高一级。)
雍正在雍正十二年添派马兰泰与平郡王福彭两人，在军机处行走，这两人不久奉命出发前方，打准噶尔；雍正改派讷亲与班第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即位以后，把这两人升为军机大臣，而且增加了海望、纳延泰、徐本等几个人。此后，直至宣统三年四月军机处被裁撤为止，军机处的大臣时多时少，并无定额。
雍正有张廷玉等人在军机处，每天陪他办公。张廷玉同时又是保和殿大学士，所以不仅有关军机的“要事”，由张廷玉以军机大臣的资格当面秉呈雍正的意旨迅速执行，一般日常的“常事”，张廷玉也同样地可以向雍正解释章奏与“内阁票拟”的内容，听候雍正“乾纲独断”。
在如此的一种君主专制的政体之下，“会议”的方式也不是绝对没有。清朝在努尔哈赤的时候，就已经设有所谓“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札尔固齐”(副大臣)十人。皇太极把理政听讼大臣增为十六人，副大臣也增为十六人。入关以后，清室参照明朝的制度，遇到重要的大事常常交给“九卿科道”杂议。所谓九卿，并不是仅仅为太常卿、光禄卿等，而包括六部的尚书。所谓“科道”，是指的都察院之中各科(吏、户、礼、兵、刑、工)的“给事中”与各道(京畿道、江西道等)的监察御史。遇有大官被劾，或对外将要采取军事行动，事情常常被交给“王大臣”去讨论。所谓“王”，包括亲王与郡王；所谓大臣，包括宫内、宫外若干负重要责任的官。“王大臣”把讨论的结果，用书面报告皇帝，由皇帝作最后的决定。
雍正比起他的若干“王大臣”来，可谓鹤立鸡群。他眼光敏锐，记忆又特别强，不仅对全国的政务了如指掌，很知道多数督抚的能力，而且有时也特别识拔了督抚以下的小官。
在督抚之中，像李卫、田文镜、王士俊等人，都是小官。李卫是铜山(徐州)人，捐班出身，在雍正即位之时，才不过是一个户部郎中(相当于财政部的司长)。雍正叫他在直隶(河北)与云南办驿运，不到三年功夫，就任命他为浙江巡抚，“兼理两浙盐政”，两年以后又升他为浙江总督。这李卫不但会理财，同时也是一个捕盗专家。虽则他所捕的“盗贼”，包括江湖豪侠与有志复明的义士，但地方上的安宁也的确被他增进不少。他所无可奈何的，始终只有一人：甘凤池。(甘风池在《清史稿》中有传。)雍正十年以后，李卫被调进京城，担任刑部尚书。
田文镜是汉军正黄旗人。清朝初年，属于汉军八旗的“汉族旗人”，比普通的汉人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年羹尧及康熙年间的曹寅(曹雪芹的祖父)、彭鹏(《彭公案》的彭公)、施世纶(施琅的儿子，《施公案》中的施公)，都是属于这一类人物。田文镜与李卫同是捐班出身，于雍正即位之时，也还不过是一个“内阁侍读学士”．当过县长级的“知州”，也当过吏部的员外郎，等于今日内政部的专门委员，雍正任命他为山西布政使，不到二年，升为署理河南巡抚，其后一再升为河南总督与“东河总督”。田文镜办事十分卖力，一意替雍正增加税收，对人民与属吏均很刻薄、残酷。
王士俊是贵州平越人，正途出身(翰林)。雍正先叫他在河南当“候补知州”，其后一直提拔到“东河总督兼河南巡抚”，于雍正十年继田文镜之任。此人本以弹劾田文镜成名，但在继田以后，作风与田如出一辙。
田文镜与王士俊在河南垦了不少荒。垦荒本不是坏事，雍正急于求治，对田文镜之雷厉风行地垦荒，颇为嘉许。然而河南可垦之荒不多，州县官迫于田文镜的功令，只得以不值一开的“荒”招人民领种，于三年以后“升科”，叫人民接亩纳税。史贻直在乾隆初年担任户部尚书，检讨田、王二人所报的新垦之地，“非河滩沙砾之区，即山冈荦确之地，甚至坟墓之侧、河堤所在，搜剔靡遗。”
田、王两人之勇于任事而不贪污，也是事实。田在兼督山东之时，清查出山东钱粮积亏二百余万两。他向雍正报告：积亏的原因，是“火耗太重，私派太多”，老百姓的确没有力量按年缴纳清楚。但是，田文镜所能想得到的补救办法，仅仅是“请救山东巡抚、布政使，协同臣清察，期以半年：参，追，禁，革。”
火耗与加派，一方面是人民的额外负担，一方面也是地方上大小官吏的必不可无的“油水”。官吏的俸禄极薄，当一个知府，每月的俸禄只不过是几两银子而已。当时的米价，以山东为例，是每石一两银子左右。知府、知县仅凭几两银子的俸禄，如何可以养妻子、养仆役、养“师爷”(私人秘书)、孝敬上司、弥补亏空？有一位诺敏，他是满洲正蓝旗人，受雍正知遇，官居山西巡抚。他向雍正提出一个口号：“火耗归公。”办法是，叫各州、各县每年把所收的“耗银”，解到各该省的布政使司的“司库”，由总督、巡抚提出二十万两银子弥补无着落的亏空，其余年终发给地方上大小官吏，作为“养廉”的津贴，同时向皇帝奏报清账。
雍正先吩咐“王大臣”讨论一番，然后就批准诺敏的建议。从此，不仅在山西，在其他各省也逐渐树立了这个“养廉制度”。雍正说，他希望各省火耗的数字在亏空补足之时逐渐削减，以至于完全豁免。(结果，直到清朝结束，火耗仍然存在。)
雍正无能力建设一个近代式的税收制度，无足深责。不过，他是有心减轻人民疾苦的。江苏所欠的田赋丁银，比山东更多，据巡抚尹继善与侍郎彭维新清查，从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四年之间，共欠一千万两以上。有人建议，把这一千多万两银子“分年带征”，加在原有的定额之上。雍正决定：带征的欠税每年每县收到多少，便在次一年免去该县同一数量的正赋。这样，等于在事实上免收欠税，而办法比以前顺治、康熙之时公平。顺、康两帝常常无条件免收“逋赋”，结果是拖欠的“顽户”占便宜。现在呢，顽户缴出若干欠税，良户就减免若干正税。
雍正在财政方面的另一新猷，是接受江西巡抚迈柱的建议，把丁银摊入钱粮计算，我们不妨称之为“丁粮台一”。这原是继承康熙在康熙五十年颁布的“以后滋生人丁，概免丁银”的遗旨，无非将手续简化而已，但结果是从此有田产的人才出丁粮，无田产的人不仅不出田赋(钱粮)，连丁银也蒙豁免，不能不算是一个小小的德政。
《细说清朝》五一、被准噶尔击败
雍正设立军需房及其后的军机处，最初的动机是为了支援并直接指挥西北的军事。
敌人是准噶尔的领袖噶尔丹策零。噶尔丹策零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儿子，清朝的官方文书，称他为“准噶尔台吉”；他自己的称号可能是“汗”。
关于准噶尔，我们一般人知道得太少，因此而印象十分模糊。然而西洋若干地理家到今天还把新疆北部的地域，称为“准噶尔哩亚”(Djungaria)。
准噶尔，原也不过是新疆北部四个蒙古人卫拉特(oirat)之一。其他的三个卫拉特，是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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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玉在军需房一改为军机房、再改为军机处之时，用了一张纸条，把内阁所仅有的“票拟”之权，轻轻地献给了皇帝。他也许是感觉到受恩深重，藉此图报。
张廷玉的建议是各方面写给皇帝的奏章，分为二类，涉及普通政务的“常事”称做“疏”，涉及军国机密的“要事”称做“摺”。“疏”由通政司收进，交内阁用签条(票)“拟旨”；“摺”不再由通政司收进，而改由“奏事处”收进，不再交内阁拟旨，而改由皇帝在军机处看着军机大臣拟办，立刻用御笔朱批，批好了立刻由军机处的职员抄写、封发，不经过内阁，更不经过各部，既保密又迅速。
雍正采纳张廷玉的意见，从此军机处成为全国最高而最重要的一个衙门。
也只有像雍正这样有能力的皇帝，与张廷玉这样有能力的军机大臣，才可以把全国的“要事”办得那样迅速而大体不差。张廷玉有一个当过大学士的父亲(张英)，可谓家学渊源；本人在刑部、吏部、礼部、户部均作过尚书或侍郎，也作了三个殿的大学士，够得上称为熟悉一切。只有工部与兵部的事，他较为生疏：有了办过水利的怡亲王胤祥．与剿过苗民起义的鄂尔泰，以及在鄂尔泰内调以前的马尔赛，雍正也不怕无所咨询了。
乾隆即位以后，一度改军机处为总理事务处，但改了不到两年，仍旧称它为军机处。鄂尔泰在乾隆十年病故，张廷玉在乾隆十四年退休。(两人均在乾隆四年加官“太保”，比“少保”又高一级。)
雍正在雍正十二年添派马兰泰与平郡王福彭两人，在军机处行走，这两人不久奉命出发前方，打准噶尔；雍正改派讷亲与班第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即位以后，把这两人升为军机大臣，而且增加了海望、纳延泰、徐本等几个人。此后，直至宣统三年四月军机处被裁撤为止，军机处的大臣时多时少，并无定额。
雍正有张廷玉等人在军机处，每天陪他办公。张廷玉同时又是保和殿大学士，所以不仅有关军机的“要事”，由张廷玉以军机大臣的资格当面秉呈雍正的意旨迅速执行，一般日常的“常事”，张廷玉也同样地可以向雍正解释章奏与“内阁票拟”的内容，听候雍正“乾纲独断”。
在如此的一种君主专制的政体之下，“会议”的方式也不是绝对没有。清朝在努尔哈赤的时候，就已经设有所谓“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札尔固齐”(副大臣)十人。皇太极把理政听讼大臣增为十六人，副大臣也增为十六人。入关以后，清室参照明朝的制度，遇到重要的大事常常交给“九卿科道”杂议。所谓九卿，并不是仅仅为太常卿、光禄卿等，而包括六部的尚书。所谓“科道”，是指的都察院之中各科(吏、户、礼、兵、刑、工)的“给事中”与各道(京畿道、江西道等)的监察御史。遇有大官被劾，或对外将要采取军事行动，事情常常被交给“王大臣”去讨论。所谓“王”，包括亲王与郡王；所谓大臣，包括宫内、宫外若干负重要责任的官。“王大臣”把讨论的结果，用书面报告皇帝，由皇帝作最后的决定。
雍正比起他的若干“王大臣”来，可谓鹤立鸡群。他眼光敏锐，记忆又特别强，不仅对全国的政务了如指掌，很知道多数督抚的能力，而且有时也特别识拔了督抚以下的小官。
在督抚之中，像李卫、田文镜、王士俊等人，都是小官。李卫是铜山(徐州)人，捐班出身，在雍正即位之时，才不过是一个户部郎中(相当于财政部的司长)。雍正叫他在直隶(河北)与云南办驿运，不到三年功夫，就任命他为浙江巡抚，“兼理两浙盐政”，两年以后又升他为浙江总督。这李卫不但会理财，同时也是一个捕盗专家。虽则他所捕的“盗贼”，包括江湖豪侠与有志复明的义士，但地方上的安宁也的确被他增进不少。他所无可奈何的，始终只有一人：甘凤池。(甘风池在《清史稿》中有传。)雍正十年以后，李卫被调进京城，担任刑部尚书。
田文镜是汉军正黄旗人。清朝初年，属于汉军八旗的“汉族旗人”，比普通的汉人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年羹尧及康熙年间的曹寅(曹雪芹的祖父)、彭鹏(《彭公案》的彭公)、施世纶(施琅的儿子，《施公案》中的施公)，都是属于这一类人物。田文镜与李卫同是捐班出身，于雍正即位之时，也还不过是一个“内阁侍读学士”．当过县长级的“知州”，也当过吏部的员外郎，等于今日内政部的专门委员，雍正任命他为山西布政使，不到二年，升为署理河南巡抚，其后一再升为河南总督与“东河总督”。田文镜办事十分卖力，一意替雍正增加税收，对人民与属吏均很刻薄、残酷。
王士俊是贵州平越人，正途出身(翰林)。雍正先叫他在河南当“候补知州”，其后一直提拔到“东河总督兼河南巡抚”，于雍正十年继田文镜之任。此人本以弹劾田文镜成名，但在继田以后，作风与田如出一辙。
田文镜与王士俊在河南垦了不少荒。垦荒本不是坏事，雍正急于求治，对田文镜之雷厉风行地垦荒，颇为嘉许。然而河南可垦之荒不多，州县官迫于田文镜的功令，只得以不值一开的“荒”招人民领种，于三年以后“升科”，叫人民接亩纳税。史贻直在乾隆初年担任户部尚书，检讨田、王二人所报的新垦之地，“非河滩沙砾之区，即山冈荦确之地，甚至坟墓之侧、河堤所在，搜剔靡遗。”
田、王两人之勇于任事而不贪污，也是事实。田在兼督山东之时，清查出山东钱粮积亏二百余万两。他向雍正报告：积亏的原因，是“火耗太重，私派太多”，老百姓的确没有力量按年缴纳清楚。但是，田文镜所能想得到的补救办法，仅仅是“请救山东巡抚、布政使，协同臣清察，期以半年：参，追，禁，革。”
火耗与加派，一方面是人民的额外负担，一方面也是地方上大小官吏的必不可无的“油水”。官吏的俸禄极薄，当一个知府，每月的俸禄只不过是几两银子而已。当时的米价，以山东为例，是每石一两银子左右。知府、知县仅凭几两银子的俸禄，如何可以养妻子、养仆役、养“师爷”(私人秘书)、孝敬上司、弥补亏空？有一位诺敏，他是满洲正蓝旗人，受雍正知遇，官居山西巡抚。他向雍正提出一个口号：“火耗归公。”办法是，叫各州、各县每年把所收的“耗银”，解到各该省的布政使司的“司库”，由总督、巡抚提出二十万两银子弥补无着落的亏空，其余年终发给地方上大小官吏，作为“养廉”的津贴，同时向皇帝奏报清账。
雍正先吩咐“王大臣”讨论一番，然后就批准诺敏的建议。从此，不仅在山西，在其他各省也逐渐树立了这个“养廉制度”。雍正说，他希望各省火耗的数字在亏空补足之时逐渐削减，以至于完全豁免。(结果，直到清朝结束，火耗仍然存在。)
雍正无能力建设一个近代式的税收制度，无足深责。不过，他是有心减轻人民疾苦的。江苏所欠的田赋丁银，比山东更多，据巡抚尹继善与侍郎彭维新清查，从康熙五十一年到雍正四年之间，共欠一千万两以上。有人建议，把这一千多万两银子“分年带征”，加在原有的定额之上。雍正决定：带征的欠税每年每县收到多少，便在次一年免去该县同一数量的正赋。这样，等于在事实上免收欠税，而办法比以前顺治、康熙之时公平。顺、康两帝常常无条件免收“逋赋”，结果是拖欠的“顽户”占便宜。现在呢，顽户缴出若干欠税，良户就减免若干正税。
雍正在财政方面的另一新猷，是接受江西巡抚迈柱的建议，把丁银摊入钱粮计算，我们不妨称之为“丁粮台一”。这原是继承康熙在康熙五十年颁布的“以后滋生人丁，概免丁银”的遗旨，无非将手续简化而已，但结果是从此有田产的人才出丁粮，无田产的人不仅不出田赋(钱粮)，连丁银也蒙豁免，不能不算是一个小小的德政。
《细说清朝》五一、被准噶尔击败
雍正设立军需房及其后的军机处，最初的动机是为了支援并直接指挥西北的军事。
敌人是准噶尔的领袖噶尔丹策零。噶尔丹策零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儿子，清朝的官方文书，称他为“准噶尔台吉”；他自己的称号可能是“汗”。
关于准噶尔，我们一般人知道得太少，因此而印象十分模糊。然而西洋若干地理家到今天还把新疆北部的地域，称为“准噶尔哩亚”(Djungaria)。
准噶尔，原也不过是新疆北部四个蒙古人卫拉特(oirat)之一。其他的三个卫拉特，是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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