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
此外，“凡侨寓秘国(之)无论何国人民，(对官厅)呈禀式样最优者，华工应一体均霑其益。”
此后秘鲁在华招工的方式，应依照《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的规定，“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不准在澳门及各口岸，勉强诱骗中国人运载出洋。违者其人严惩，船只罚办。”
《中秘通商条约》一共有十九条，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签订。秘鲁不费一船一炮，获得了列强所获得的“最惠国条款”。凡是列强所享有的在华特权(包括协定关税与领事裁判权)，秘鲁一体均沾。
然而，这条约并未换约生效，原因是容闳以查办专员身份去秘鲁，查办以后给总理衙门报告，说：“华工到彼，被卖开山种蔗及(在)糖寮、鸟粪岛(工作)，(备受)虐待。合同限内，打死及自尽，投火炉、糖锅，死者甚多，实可惨悯。”
清廷派丁日昌，于光绪元年秘使受勒谟尔来华之时负责换约。丁日昌要求受勒谟尔发表一个声明：“声明换约后，即当遵约办理，再不能仍照从前之凌虐。”受勒谟尔不等丁日昌把话说完，就“怫然”而去。丁日昌于是报告总理衙门，主张“暂缓换约”。
这件事，一直拖到宣统元年，才由伍廷芳于谒见秘鲁总统以后加以解决，由伍廷芳与秘鲁外交部议定“废除前例证明书”九条(其实不是什么证明书，而是一种“约定书”)。，
那时候，宣统元年，秘鲁自身已有劳工组织进行排华，秘鲁政府只嫌华工去秘鲁的太多，而不再有兴趣纵容歹人诱骗华工进口了。
《细说清朝》一一八、对日本立约
在同治年间李鸿章所经办的外交大事之中，以对日立约与结束琉球渔民被杀案为最重要。
日本明治天皇在同治九年，派他的外务权大丞(署理外交部副部长)柳原前光到天津，拜会李鸿章与“三口通商大臣”成林。
柳原前光托李鸿章与成林，转递一封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要求订立条约的信。总理衙门的若干位大臣认为对日本只可通商，不可立约。李鸿章特地上一个奏章，坚持对日本不但应该通商，而且可以立约。曾国藩也上了一本，支持李鸿章的意见。
慈禧太后在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指定李鸿章负责对日本的交涉，授权李鸿章立约。这时候，日本又派藏卿(财政部部长)藤原宗城前来。双方会谈了很多次，终于在七月二十九日(9月l3日)把中、日间第一次的条约订立成功，分为十八条，附通商章程三十三条。
这条约的上要内容是：(一)没有最惠国条款；(二)领事裁判权与协定关税，彼此互享(不像中英、中法、中美等条约，只是英、法、美等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向中国不能在英、法、美等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三)领事裁判权限于刑事案件，不适用于民事案件，并且要由所在国的地方官会审；(四)日本也划出横滨等八个港口，准许中国人前往居住贸易；(五)中、日两国人民均不得在彼此的内地与非通商港口进行贸易；(六)中、日两国政治制度与法律均不相同，各行其是，互不干涉内政。
次年，同治十一年二月，日本又派柳原前光以“少办务使”的名义(公使级代办)到天津看李鸿章，请求把条约的内容大加修改：(一)取消中国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二)取消中国在日本所享有的相同于列强的协定关税权；(三)取消有关不准日本人(在中国)佩带倭刀的条文。理由是：日本正准备向列强交涉废除领事裁判权与协定关税；日本武士佩惯了倭刀不便禁止，倘若在中国犯法，自可交由领事法办。
李鸿章回答他：条约订成不久，尚未换文又要更改，岂不贻笑他邦?其中如有不妥的地方，不妨等待条约满期以后再议。又过了十四个月，日本外务卿(外交部部长)副岛种臣亲自出马，充任全权大使，到天津来拜访李鸿章，在四月初四日(4月30日)“换约”，不再提起修改的事。
《细说清朝》一一九、再度垂帘
同治在十一年九月大婚，十二年正月“亲政”。亲政以后，只有三件事可记。第一件事，是：经过恭亲王的安排，准日本大使副岛种臣与各国公使在紫光阁觐见一次，受“五鞠躬礼”。洋人达到觐见中国皇帝的目的，又免行三跪九叩首的可笑礼节原很高兴，事后打听知道紫光阁不在宫城的范围以内，而且一向是接见外国使者的场所，十分愤恨。
第二件事是：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很起劲地修理圆明园，却受了广东无聊商人李光昭的骗。此人到处招摇，买了洋人五万元的木料，谎报为二十万两。同治皇帝听到以后，交李鸿章查办，判了过李光昭一个死罪。
第三件事是：在十三年七月三十日，同治皇帝一怒之下将恭亲王降为郡王，革去“亲王世袭”，同时革去恭亲王的儿子载澂【cheng】的贝勒爵位及郡王头衔。原因是皇帝与载澂常在一处嬉戏，这一天“以细故失欢”。
次日，八月初一日，慈禧太后下旨，恢复恭亲王爵位与“亲王世袭”，赏还载澂的贝勒爵位与郡王头衔。
十月间，同治皇帝因“痘症”日益严重，命令军机大臣李鸿藻代阅章奏；十一月间，命令恭亲王代批、代写满文文件；十二月甲戌(初五)同治去世。
同治去世以前，口授李鸿藻一封遗诏，传位给(道光的第九个儿子)孚郡王奕譓的过房子贝勒载澍。
传说：李鸿藻拿遗诏给慈禧太后看，慈禧太后把它撕得粉碎。
当天晚上，慈禧太后召集诸王、诸大臣进宫，并不宣布同治已死，只征求各人关于何人应嗣大统的意见。
依照洋人所获得的内幕消息，同治的皇后阿鲁台氏并未被召参加此次会议。她而且业已有孕在身，慈禧本该等她的这个孩子生下，看是不是男孩，再作应否另选继承人的决定。
会议进行之时，有人提议立溥伦为“太子”。溥伦的父亲是贝勒奕纬的过房子载治，而贝勒奕纬是咸丰皇帝的大哥。并且，咸丰皇帝本人曾经在1854年未生同治以前，指定这溥伦为继承人(倘若死时无子)。
慈禧说，载治只是奕纬的过房儿子而已，并非奕纬亲生，毋庸考虑。(载治的生父是奕纪，奕纪的父亲是绵懿，绵懿的生父是乾隆的第十一子永瑆。)
溥伦以外，最够资格的是恭亲王的长子载澂。慈禧摇摇头，不说理由，加以否决。
慈禧于是自己提出了一个候选人：四岁小儿载湉。载湉的父亲，是咸丰的九弟醇亲王奕譞；载湉的母亲，是慈禧的胞妹乳名蓉儿。
最后，“举行表决”，赞成溥伦的七票，赞成载澂的三票，赞成载湉的十五票，戴湉占当选。(根据布兰德氏与巴克浩斯氏合著的《太后统治下之中国》，一二三以下。)
这时候，慈禧才“厉声”说：“皇帝已经驾崩!”引起在会的诸王与诸大臣一齐嚎啕大哭。
慈禧于是冉度取得垂帘听政的机会。倘若等候同治的皇后生下遗腹子，这皇后便升格为皇太后，慈禧与慈安就要变成“太皇太后”，而可能丧失垂帘的资格。立了溥伦为同治的过房儿子，情形也是如此。
叫载湉承继咸丰，而不叫另一人继承同治，就慈禧来说，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倘若立恭亲王的儿子载澂，她便无法驾驭，醇亲王呢，是她自己的妹夫，人又懦弱。
载湉于同治皇帝死后的第三天(十二月初七日)，被迎进紫禁城内的钟粹宫，与慈安太后同住。慈禧太后仍住在长春宫。两宫皇太后再度垂帘听政。这时候，慈禧的年龄是四十岁，慈安的年龄是三十岁，又过了十八天，两宫皇太后颁下懿旨，定明年为光绪元年。
《细说清朝》一二○、马加理事件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一日，载湉被带上太和殿即位，颁诏大赦，开恩科取士。
群臣拜过新君，回到家中，不免向老婆、丫环夸耀一番宫中的盛典，歌颂升平，却不知大清帝国西南角上的云南，继台湾之后又出了一件杀洋人的案子。
与洋人同时被杀的，有五个中国人，但中国人被杀上五百个也不要紧，洋人有了一名被杀，便足以摇动整个大清江山，虽则这洋人仅仅是英国公使馆的小小一个译员而已。
他的名字叫做马加理，年方二十九岁。此人略通华语，奉公使威妥玛之命，由北京到上海，由上海乘船溯长江而上，穿过洞庭湖，再上溯沅江，进入贵州，由陆路到达云南昆明，受到巡抚岑毓英的招待。然后再从昆明启程，经由大理、腾越出境，到缅甸八莫，向英属印度当局所派来的“探险队”指挥官柏郎上校报到。英属印度当局这时候已经吃掉缅甸的三分之二以上，颇想“扩充商业”到云南、贵州、四川，因此才派了这位柏郎上校，先来“探险”，并且向威妥玛公使调用了马加理协助。
柏郎上校只须带马加理和几个地理专家，便可以摸清楚八莫与大理之间的“商路”。他却偏要大张旗鼓耀武扬威，点齐十七名印度“锡克兵”(Sikhs)，一百五十名缅甸兵，荷枪实弹，加上仆役、专家、标本采集员、马加理，与另一位也是从驻华公使馆调去的亚伦，连他自己共有一百九十三人之多，浩浩荡荡向中国边境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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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秘鲁在华招工的方式，应依照《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的规定，“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不准在澳门及各口岸，勉强诱骗中国人运载出洋。违者其人严惩，船只罚办。”
《中秘通商条约》一共有十九条，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签订。秘鲁不费一船一炮，获得了列强所获得的“最惠国条款”。凡是列强所享有的在华特权(包括协定关税与领事裁判权)，秘鲁一体均沾。
然而，这条约并未换约生效，原因是容闳以查办专员身份去秘鲁，查办以后给总理衙门报告，说：“华工到彼，被卖开山种蔗及(在)糖寮、鸟粪岛(工作)，(备受)虐待。合同限内，打死及自尽，投火炉、糖锅，死者甚多，实可惨悯。”
清廷派丁日昌，于光绪元年秘使受勒谟尔来华之时负责换约。丁日昌要求受勒谟尔发表一个声明：“声明换约后，即当遵约办理，再不能仍照从前之凌虐。”受勒谟尔不等丁日昌把话说完，就“怫然”而去。丁日昌于是报告总理衙门，主张“暂缓换约”。
这件事，一直拖到宣统元年，才由伍廷芳于谒见秘鲁总统以后加以解决，由伍廷芳与秘鲁外交部议定“废除前例证明书”九条(其实不是什么证明书，而是一种“约定书”)。，
那时候，宣统元年，秘鲁自身已有劳工组织进行排华，秘鲁政府只嫌华工去秘鲁的太多，而不再有兴趣纵容歹人诱骗华工进口了。
《细说清朝》一一八、对日本立约
在同治年间李鸿章所经办的外交大事之中，以对日立约与结束琉球渔民被杀案为最重要。
日本明治天皇在同治九年，派他的外务权大丞(署理外交部副部长)柳原前光到天津，拜会李鸿章与“三口通商大臣”成林。
柳原前光托李鸿章与成林，转递一封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要求订立条约的信。总理衙门的若干位大臣认为对日本只可通商，不可立约。李鸿章特地上一个奏章，坚持对日本不但应该通商，而且可以立约。曾国藩也上了一本，支持李鸿章的意见。
慈禧太后在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指定李鸿章负责对日本的交涉，授权李鸿章立约。这时候，日本又派藏卿(财政部部长)藤原宗城前来。双方会谈了很多次，终于在七月二十九日(9月l3日)把中、日间第一次的条约订立成功，分为十八条，附通商章程三十三条。
这条约的上要内容是：(一)没有最惠国条款；(二)领事裁判权与协定关税，彼此互享(不像中英、中法、中美等条约，只是英、法、美等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向中国不能在英、法、美等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三)领事裁判权限于刑事案件，不适用于民事案件，并且要由所在国的地方官会审；(四)日本也划出横滨等八个港口，准许中国人前往居住贸易；(五)中、日两国人民均不得在彼此的内地与非通商港口进行贸易；(六)中、日两国政治制度与法律均不相同，各行其是，互不干涉内政。
次年，同治十一年二月，日本又派柳原前光以“少办务使”的名义(公使级代办)到天津看李鸿章，请求把条约的内容大加修改：(一)取消中国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二)取消中国在日本所享有的相同于列强的协定关税权；(三)取消有关不准日本人(在中国)佩带倭刀的条文。理由是：日本正准备向列强交涉废除领事裁判权与协定关税；日本武士佩惯了倭刀不便禁止，倘若在中国犯法，自可交由领事法办。
李鸿章回答他：条约订成不久，尚未换文又要更改，岂不贻笑他邦?其中如有不妥的地方，不妨等待条约满期以后再议。又过了十四个月，日本外务卿(外交部部长)副岛种臣亲自出马，充任全权大使，到天津来拜访李鸿章，在四月初四日(4月30日)“换约”，不再提起修改的事。
《细说清朝》一一九、再度垂帘
同治在十一年九月大婚，十二年正月“亲政”。亲政以后，只有三件事可记。第一件事，是：经过恭亲王的安排，准日本大使副岛种臣与各国公使在紫光阁觐见一次，受“五鞠躬礼”。洋人达到觐见中国皇帝的目的，又免行三跪九叩首的可笑礼节原很高兴，事后打听知道紫光阁不在宫城的范围以内，而且一向是接见外国使者的场所，十分愤恨。
第二件事是：为了讨好慈禧太后，很起劲地修理圆明园，却受了广东无聊商人李光昭的骗。此人到处招摇，买了洋人五万元的木料，谎报为二十万两。同治皇帝听到以后，交李鸿章查办，判了过李光昭一个死罪。
第三件事是：在十三年七月三十日，同治皇帝一怒之下将恭亲王降为郡王，革去“亲王世袭”，同时革去恭亲王的儿子载澂【cheng】的贝勒爵位及郡王头衔。原因是皇帝与载澂常在一处嬉戏，这一天“以细故失欢”。
次日，八月初一日，慈禧太后下旨，恢复恭亲王爵位与“亲王世袭”，赏还载澂的贝勒爵位与郡王头衔。
十月间，同治皇帝因“痘症”日益严重，命令军机大臣李鸿藻代阅章奏；十一月间，命令恭亲王代批、代写满文文件；十二月甲戌(初五)同治去世。
同治去世以前，口授李鸿藻一封遗诏，传位给(道光的第九个儿子)孚郡王奕譓的过房子贝勒载澍。
传说：李鸿藻拿遗诏给慈禧太后看，慈禧太后把它撕得粉碎。
当天晚上，慈禧太后召集诸王、诸大臣进宫，并不宣布同治已死，只征求各人关于何人应嗣大统的意见。
依照洋人所获得的内幕消息，同治的皇后阿鲁台氏并未被召参加此次会议。她而且业已有孕在身，慈禧本该等她的这个孩子生下，看是不是男孩，再作应否另选继承人的决定。
会议进行之时，有人提议立溥伦为“太子”。溥伦的父亲是贝勒奕纬的过房子载治，而贝勒奕纬是咸丰皇帝的大哥。并且，咸丰皇帝本人曾经在1854年未生同治以前，指定这溥伦为继承人(倘若死时无子)。
慈禧说，载治只是奕纬的过房儿子而已，并非奕纬亲生，毋庸考虑。(载治的生父是奕纪，奕纪的父亲是绵懿，绵懿的生父是乾隆的第十一子永瑆。)
溥伦以外，最够资格的是恭亲王的长子载澂。慈禧摇摇头，不说理由，加以否决。
慈禧于是自己提出了一个候选人：四岁小儿载湉。载湉的父亲，是咸丰的九弟醇亲王奕譞；载湉的母亲，是慈禧的胞妹乳名蓉儿。
最后，“举行表决”，赞成溥伦的七票，赞成载澂的三票，赞成载湉的十五票，戴湉占当选。(根据布兰德氏与巴克浩斯氏合著的《太后统治下之中国》，一二三以下。)
这时候，慈禧才“厉声”说：“皇帝已经驾崩!”引起在会的诸王与诸大臣一齐嚎啕大哭。
慈禧于是冉度取得垂帘听政的机会。倘若等候同治的皇后生下遗腹子，这皇后便升格为皇太后，慈禧与慈安就要变成“太皇太后”，而可能丧失垂帘的资格。立了溥伦为同治的过房儿子，情形也是如此。
叫载湉承继咸丰，而不叫另一人继承同治，就慈禧来说，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倘若立恭亲王的儿子载澂，她便无法驾驭，醇亲王呢，是她自己的妹夫，人又懦弱。
载湉于同治皇帝死后的第三天(十二月初七日)，被迎进紫禁城内的钟粹宫，与慈安太后同住。慈禧太后仍住在长春宫。两宫皇太后再度垂帘听政。这时候，慈禧的年龄是四十岁，慈安的年龄是三十岁，又过了十八天，两宫皇太后颁下懿旨，定明年为光绪元年。
《细说清朝》一二○、马加理事件
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一日，载湉被带上太和殿即位，颁诏大赦，开恩科取士。
群臣拜过新君，回到家中，不免向老婆、丫环夸耀一番宫中的盛典，歌颂升平，却不知大清帝国西南角上的云南，继台湾之后又出了一件杀洋人的案子。
与洋人同时被杀的，有五个中国人，但中国人被杀上五百个也不要紧，洋人有了一名被杀，便足以摇动整个大清江山，虽则这洋人仅仅是英国公使馆的小小一个译员而已。
他的名字叫做马加理，年方二十九岁。此人略通华语，奉公使威妥玛之命，由北京到上海，由上海乘船溯长江而上，穿过洞庭湖，再上溯沅江，进入贵州，由陆路到达云南昆明，受到巡抚岑毓英的招待。然后再从昆明启程，经由大理、腾越出境，到缅甸八莫，向英属印度当局所派来的“探险队”指挥官柏郎上校报到。英属印度当局这时候已经吃掉缅甸的三分之二以上，颇想“扩充商业”到云南、贵州、四川，因此才派了这位柏郎上校，先来“探险”，并且向威妥玛公使调用了马加理协助。
柏郎上校只须带马加理和几个地理专家，便可以摸清楚八莫与大理之间的“商路”。他却偏要大张旗鼓耀武扬威，点齐十七名印度“锡克兵”(Sikhs)，一百五十名缅甸兵，荷枪实弹，加上仆役、专家、标本采集员、马加理，与另一位也是从驻华公使馆调去的亚伦，连他自己共有一百九十三人之多，浩浩荡荡向中国边境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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