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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里的人起初还同情我妈。

后来一年两年三年，我爹一个电话也没有了，风言风语就冒出来了。

"赵鹤鸣那个男人怕是不回来了。"

"在京城怕是早有了新的吧，人家是赵家太子爷，哪看得上咱村的女人。"

"沈秀兰也是个死心眼，抱着根枯树不撒手。"

我妈什么都不说，照样洗衣服，照样卖血，照样给我在粥里加一勺糖。

但她有一个习惯，每逢初一十五，她都坐在门口写信。

一张皱巴巴的信纸，一支铅笔头，趴在膝盖上一笔一画地写。

她只念过小学三年级，好多字不会写，就画个圈圈代替。

信写完了，她折起来，塞进床底下一个铁盒子里。

那个铁盒子锁了锁，钥匙挂在她脖子上。

她从不让我看。

直到她死后，我撬开那个铁盒子。

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百一十七封信。

没有一封寄出过。

因为她根本不知道往哪寄。

信上写的全是流水账。

"他爹，今天衍儿考了一百分，老师表扬他了。"

"他爹，衍儿长高了，裤子又短了，我明天去扯块布给他接一截。"

"他爹，今年苞米收成好，我给你腌了一罐咸菜，等你回来吃。"

最后一封，字迹潦草歪斜，铅笔戳穿了纸。

"他爹，我有点撑不住了。"

"衍儿还小，你回来看看他吧。"

日期是她进医院的前三天。

我妈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垮了。

长年卖血加上营养不良，她三十多岁就查出了严重贫血和肾衰。

镇卫生院的刘大夫劝她住院，她摇头。

"住院要多少钱？"

"先交五千。"

五千块。她卖二十五次血。

她笑了一下，说回去想想。

回家以后她把药方擎在灯底下看了半天，拿铅笔把最贵的那味药划掉了。

剩下的几味药，有的买半份，有的干脆不买。

我问她药怎么少了。

"大夫说了，吃几味就行，不用全买。"

我十二岁那年的冬天特别冷，她的手冻裂了口子，血渗在洗衣盆里把水都染红了。

村里办席的刘婶端了一碗猪脚汤来，嘴上不饶人。

"秀兰，你命真苦啊，男人跑了，自己卖血供孩子念书，图什么呢？"

我妈接过猪脚汤，笑着道谢。

"不苦，衍儿成绩好，以后有出息了，我就享福了。"

刘婶走了之后，她把那碗汤放在我面前。

自己碗里是红薯粥。

"妈，你也喝。"

"妈不爱吃这个，腻得慌。"

她端起红薯粥吹了吹，喝了一口，对我笑。

可她咽东西的时候喉结滚了好几下，咽得很费力。

那天晚上我在被窝里想了很久，想明白了一件事。

我爹不会回来了。

但我不能告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