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章
新贻抚浙江，捕杀南田海盗，其党多被戮，(文祥)妻为人所略。新贻率兵至宁波，(文祥)呈诉不准，以是挟仇，无他人指使。”
这一件报告，可疑之点甚多。倘若张文祥真是通了海盗，想为被杀的海盗报仇，怎么敢在宁波到马新贻衙门出面告状？既然是妻为人所略，怎么不去杀略妻的人，而定要刺杀不批准状子的大官。
曾国藩与郑敦谨复审以后，维持魁玉与张之万的原谳，将张文祥判了凌迟，“并戮其子”。曾、郑二人于奏章以外，附了一个“片子”，片子上说“实无主使别情”。
究竟有无主使，我们只有等待未来的历史家根据一些今日或许尚隐藏的史料加以考定。至于马新贻之是否如裨官野史所说，(一)暗通回民反清武装，(二)与张文祥及曹二虎为结义兄弟，夺了曹二虎的妻，害了曹二虎的命。也有待于未来的历史家加以考定。
曾国藩在“请建马新贻祠堂”一奏中，说他“家世谨厚，矜式乡间。生平践履笃实，亦自卓然可传。”曾国藩是个极慎重于褒贬的人，这“生平践履笃实”六个字写来笔力千钧。
《细说清朝》一一四、湘军尾声
曾国藩这一次回任两江总督，精力远不如前，仍旧十分勤劳，对练兵、筹饷、简器、储才、漕运河工几项要政，无不心到、手到，终于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病故。湘军于裁遣以后原已将多兵少，曾国藩既死，更是群龙无首。
左宗棠别树一帜，忙于经营西北。
曾国荃攻下南京，因错报幼主洪福已死获罪，失意家居，到同治五年才出任湖北巡抚，又因与湖广总督官文处得不好，于同治六年开缺回家，闲到光绪元年。
刘长佑出身拔贡，与江忠源同县，在湘军将领之中是发达最早的一人，咸丰十年便已荣任广西巡抚，其后升任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在同治六年丢官，到同治十年才又从头做起，担任广东巡抚，转任广西巡抚。
刘坤一可谓后起之秀，比刘长佑年纪轻，虽则在辈份上是族叔。他跟随长佑颇久，在同治四年当到江西巡抚，但是直到光绪元年才升两广总督。
另一位后起之秀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立功很大，在光绪十年新疆建省、受任巡抚之时，年纪仅有四十岁。
老一辈子的湘军领袖，如江忠源(楚勇)、王錱与张运兰(老湘营)、李续宾、刘腾鸿、萧启江，“均先后于攻下南京以前阵亡”。
未阵亡的有李续宜、鲍超、彭玉麟、杨岳斌。李续宜在咸丰十一年当安徽巡抚，同治二年病故。鲍超(本人是四川人，部队是湖南人)在同治元年受任浙江提督，留在安徽作战，同治六年在湖北打捻军，与刘铭传搞得不愉快，气愤回家，到了光绪六年才一度出任湖南提督两年，于光绪十二年病故。彭玉麟秉性恬淡，只愿助清讨洪，不愿受清官职，先后被发表为安徽巡抚、漕运总督、兵部侍郎、署两江总督、兵部尚书，都力辞不就，虽则为了统率水师，不得不担任水师提督很久。他功成身退，风骨高超。杨载福于咸丰五年署湖北提督，历转福建陆师、水师提督，攻下南京后升任陕甘总督，在四年六月到任，当了一年半称病回家。
与曾国藩在感情上最契合的是刘蓉。他帮助罗泽南创练湘勇，跟随曾国藩打下武昌，转战江西，于武昌再失之时，随罗泽南由江西回师，因胞弟刘蕃战死而回家不愿再出；到了咸丰十一年才应骆秉章之聘，到四川帮忙，不久当了布政使，在同治三年进陕西打陈得才，署理陕西巡抚，同治四年开缺，仍留陕西治军，其后被张宗禹打败，所部湘军三十营全部崩溃，本人夺职回籍，死于同治十二年。
另一位颇有才干的人李元度，起初极受曾国藩信任，于咸丰十年在徽州战败，不告而去，引起曾国藩十分痛恨，其实他是回湖南募勇，准备再来立功，然而不告而去总是不对的。其后帮左宗棠在浙江立了一些功，最后又是不欢而散。同治年间，他去贵州帮张亮基，混到光绪十三年，死在布政使任上。
此外，勇将如唐训方、蒋凝学、萧孚泗、张诗日、刘连捷、彭毓橘、黄翼升，均不曾当到督抚。只有蒋益澧一人，因左宗棠提拔而署理了浙抚，实授粤抚，却因得罪了总督瑞麟，回湘郁郁以终。
《细说清朝》一一五、李鸿章
曾国藩遗下的“武英殿大学士”一缺，由李鸿章以协办大学士的资格升任；两江总督一缺，由何璟署理，八个月以后何璟丁忧，由张树声署理。
其后，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为止，先后实任或署理两江总督的是：李宗羲、刘坤一、沈葆桢、左宗棠、裕禄、曾国荃、张之洞。
在这个期间，直隶总督却一直是李鸿章，从未换人。
曾国藩叫李鸿章成立淮军之时，安庆刚被拿下不久，苏州、常州、南京仍在太平军手中。
作为淮军的基本武力的，是合肥庐江一带的乡勇加上一部分湘军，与投降过来的程学启及其三百名太平军。
乡勇的领袖，以张、周两家兄弟为最重要。张氏兄弟三人：树声、树珊、树屏；周氏兄弟二人：盛波、盛传。
张树声是一个秀才，学问的根柢也许赶不上罗泽南，但保家抗洪纯粹出于自动，颇与罗氏及其所领导的若干书生相仿。他初露头角，是在合肥家乡联合若干村庄筑了互相援救的堡垒。其后，带了五百人在(安徽)太湖县和陈玉成的几万人打了一仗，居然打胜。于是，在成立淮军之时，他与两个弟弟所统率的“树字营”，就成了核心部队。
周盛波不是秀才，自幼以勇敢著名。他的父亲也是办团练的，被一个仇人害了，他不顾一切杀了仇人。他和弟弟盛传，带了若干人参加新成立的淮军，被编为“盛字营”。
在树字营与盛字营以外，有刘铭传所统率的“铭字营”，潘鼎新所统率的“鼎字营”。刘铭传与张、周两家兄弟一样，是合肥人。潘鼎新是庐江人。
曾国藩拨了鲍超霆字营的勇将杨鼎勋加入淮军，成立勋字营，全部洋枪装备，每战担任前锋。程学启的原太平军，被编为“开字营”，虽无充分的洋枪装备，却也是职在攻坚。
树、盛、铭、鼎、勋、开这六个营，在初创之时编制模仿湘军，每营有五百人左右。其后随着战事的发展，各营皆不断扩充，营字便等于是军字了。
有一位曾国藩的老部下郭松林，也被编入淮军，立了不少战功。他的部队似乎从未被称为“松”字营，而常以“郭松林一军”五字见于曾国藩的奏疏。
李鸿章的弟弟鹤章，在江南历次战役颇为出力，但并未自成一个单位，只是统率李鸿章的“亲军”，会同各将作战而已。
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拨贡出身，是曾国藩的学生，其后官作得很大，但从未带兵打仗。他的劳绩，全由替曾国藩办理多年粮运而来。
论局面，淮军远不如湘军当年。曾国藩的麾下人才济济，有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茎、鲍超、刘长佑、刘松山、唐训方，又有过肯为曾用的满洲人伊里布、多隆阿，与乐为曾助的督抚大员官文、胡林翼、骆秉章、沈葆桢。
李鸿章的麾下，只是一群“不如己者”。李鸿章以文武兼资的名翰林居于他的若干将领之上，可谓“鹤立鸡群”。在文的方而，只有潘鼎新是举人，比张树声与李瀚章略高一筹，比起李鸿章低得很多。
差强人意的仅有刘铭传一人而已。
李鸿章比曾国藩幸运，曾国藩位居“客官”，创军筹饷艰辛备尝。李鸿章办淮军是以曾氏第一幕僚的资格，奉命回多募勇另成一军；其后乘轮东下，握有“江苏巡抚”关防，发号施令名正言顺。款项呢，有上海的“洋税”(关税)与“义捐”源源而来。现成的“常胜军”又已经在松江等候着他。
他本人的指挥能力，也无可抹杀。淮军能够迅速地“克复”苏、常，威名震于全国确非偶然。
太平军被削平以后，曾国藩征捻无功，李鸿章出马，没多时捻众全归扑灭。
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苦心补苴，受尽清流的谤讪。在一切办有头绪之时，清廷偏要调曾去两江，派李鸿章来接任，虽则方案全是曾所手定，收功的却是李鸿章。
李鸿章的本职，是直隶总督，应该驻节保定；由于清廷将“(北洋)三口通商大臣”裁了，命他以直隶总督兼理通商事务，加给钦差大臣关防，他从此坐镇天津。
他把周盛波、周盛传、潘鼎新、郭松林都调来直隶，叫周盛波“拱卫畿辅”，周盛传主修大沽与北塘的炮台，郭松林充任直隶提督。其后在光绪元年与光绪二年，他又先后把吴长庆调来当正定镇总兵，发表周盛传为天津镇总兵。
李鸿章在直隶颇得这几人之力，把总督所应为的各事，办得胜任愉快。
慈禧太后对他特别倚重，不是没有理由的。曾国藩已死，左宗棠远在西北，恭亲王虽则仍任军机，已于同治四年免掉议政王职衔，芥蒂既生，宠信自不如前，况且能有一个李鸿章对恭亲王发生制衡作用，对大局也不无裨益。这便是李鸿章之所以能分掌大权至于二十五年之久的基本原因了。
《细说清朝》一一六、蒲安臣
恭亲王在外交方面作过一件大事，其功绩堪与李鸿章一生的任何作为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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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件报告，可疑之点甚多。倘若张文祥真是通了海盗，想为被杀的海盗报仇，怎么敢在宁波到马新贻衙门出面告状？既然是妻为人所略，怎么不去杀略妻的人，而定要刺杀不批准状子的大官。
曾国藩与郑敦谨复审以后，维持魁玉与张之万的原谳，将张文祥判了凌迟，“并戮其子”。曾、郑二人于奏章以外，附了一个“片子”，片子上说“实无主使别情”。
究竟有无主使，我们只有等待未来的历史家根据一些今日或许尚隐藏的史料加以考定。至于马新贻之是否如裨官野史所说，(一)暗通回民反清武装，(二)与张文祥及曹二虎为结义兄弟，夺了曹二虎的妻，害了曹二虎的命。也有待于未来的历史家加以考定。
曾国藩在“请建马新贻祠堂”一奏中，说他“家世谨厚，矜式乡间。生平践履笃实，亦自卓然可传。”曾国藩是个极慎重于褒贬的人，这“生平践履笃实”六个字写来笔力千钧。
《细说清朝》一一四、湘军尾声
曾国藩这一次回任两江总督，精力远不如前，仍旧十分勤劳，对练兵、筹饷、简器、储才、漕运河工几项要政，无不心到、手到，终于在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病故。湘军于裁遣以后原已将多兵少，曾国藩既死，更是群龙无首。
左宗棠别树一帜，忙于经营西北。
曾国荃攻下南京，因错报幼主洪福已死获罪，失意家居，到同治五年才出任湖北巡抚，又因与湖广总督官文处得不好，于同治六年开缺回家，闲到光绪元年。
刘长佑出身拔贡，与江忠源同县，在湘军将领之中是发达最早的一人，咸丰十年便已荣任广西巡抚，其后升任两广总督、直隶总督，在同治六年丢官，到同治十年才又从头做起，担任广东巡抚，转任广西巡抚。
刘坤一可谓后起之秀，比刘长佑年纪轻，虽则在辈份上是族叔。他跟随长佑颇久，在同治四年当到江西巡抚，但是直到光绪元年才升两广总督。
另一位后起之秀刘松山的侄儿刘锦棠，立功很大，在光绪十年新疆建省、受任巡抚之时，年纪仅有四十岁。
老一辈子的湘军领袖，如江忠源(楚勇)、王錱与张运兰(老湘营)、李续宾、刘腾鸿、萧启江，“均先后于攻下南京以前阵亡”。
未阵亡的有李续宜、鲍超、彭玉麟、杨岳斌。李续宜在咸丰十一年当安徽巡抚，同治二年病故。鲍超(本人是四川人，部队是湖南人)在同治元年受任浙江提督，留在安徽作战，同治六年在湖北打捻军，与刘铭传搞得不愉快，气愤回家，到了光绪六年才一度出任湖南提督两年，于光绪十二年病故。彭玉麟秉性恬淡，只愿助清讨洪，不愿受清官职，先后被发表为安徽巡抚、漕运总督、兵部侍郎、署两江总督、兵部尚书，都力辞不就，虽则为了统率水师，不得不担任水师提督很久。他功成身退，风骨高超。杨载福于咸丰五年署湖北提督，历转福建陆师、水师提督，攻下南京后升任陕甘总督，在四年六月到任，当了一年半称病回家。
与曾国藩在感情上最契合的是刘蓉。他帮助罗泽南创练湘勇，跟随曾国藩打下武昌，转战江西，于武昌再失之时，随罗泽南由江西回师，因胞弟刘蕃战死而回家不愿再出；到了咸丰十一年才应骆秉章之聘，到四川帮忙，不久当了布政使，在同治三年进陕西打陈得才，署理陕西巡抚，同治四年开缺，仍留陕西治军，其后被张宗禹打败，所部湘军三十营全部崩溃，本人夺职回籍，死于同治十二年。
另一位颇有才干的人李元度，起初极受曾国藩信任，于咸丰十年在徽州战败，不告而去，引起曾国藩十分痛恨，其实他是回湖南募勇，准备再来立功，然而不告而去总是不对的。其后帮左宗棠在浙江立了一些功，最后又是不欢而散。同治年间，他去贵州帮张亮基，混到光绪十三年，死在布政使任上。
此外，勇将如唐训方、蒋凝学、萧孚泗、张诗日、刘连捷、彭毓橘、黄翼升，均不曾当到督抚。只有蒋益澧一人，因左宗棠提拔而署理了浙抚，实授粤抚，却因得罪了总督瑞麟，回湘郁郁以终。
《细说清朝》一一五、李鸿章
曾国藩遗下的“武英殿大学士”一缺，由李鸿章以协办大学士的资格升任；两江总督一缺，由何璟署理，八个月以后何璟丁忧，由张树声署理。
其后，到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为止，先后实任或署理两江总督的是：李宗羲、刘坤一、沈葆桢、左宗棠、裕禄、曾国荃、张之洞。
在这个期间，直隶总督却一直是李鸿章，从未换人。
曾国藩叫李鸿章成立淮军之时，安庆刚被拿下不久，苏州、常州、南京仍在太平军手中。
作为淮军的基本武力的，是合肥庐江一带的乡勇加上一部分湘军，与投降过来的程学启及其三百名太平军。
乡勇的领袖，以张、周两家兄弟为最重要。张氏兄弟三人：树声、树珊、树屏；周氏兄弟二人：盛波、盛传。
张树声是一个秀才，学问的根柢也许赶不上罗泽南，但保家抗洪纯粹出于自动，颇与罗氏及其所领导的若干书生相仿。他初露头角，是在合肥家乡联合若干村庄筑了互相援救的堡垒。其后，带了五百人在(安徽)太湖县和陈玉成的几万人打了一仗，居然打胜。于是，在成立淮军之时，他与两个弟弟所统率的“树字营”，就成了核心部队。
周盛波不是秀才，自幼以勇敢著名。他的父亲也是办团练的，被一个仇人害了，他不顾一切杀了仇人。他和弟弟盛传，带了若干人参加新成立的淮军，被编为“盛字营”。
在树字营与盛字营以外，有刘铭传所统率的“铭字营”，潘鼎新所统率的“鼎字营”。刘铭传与张、周两家兄弟一样，是合肥人。潘鼎新是庐江人。
曾国藩拨了鲍超霆字营的勇将杨鼎勋加入淮军，成立勋字营，全部洋枪装备，每战担任前锋。程学启的原太平军，被编为“开字营”，虽无充分的洋枪装备，却也是职在攻坚。
树、盛、铭、鼎、勋、开这六个营，在初创之时编制模仿湘军，每营有五百人左右。其后随着战事的发展，各营皆不断扩充，营字便等于是军字了。
有一位曾国藩的老部下郭松林，也被编入淮军，立了不少战功。他的部队似乎从未被称为“松”字营，而常以“郭松林一军”五字见于曾国藩的奏疏。
李鸿章的弟弟鹤章，在江南历次战役颇为出力，但并未自成一个单位，只是统率李鸿章的“亲军”，会同各将作战而已。
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拨贡出身，是曾国藩的学生，其后官作得很大，但从未带兵打仗。他的劳绩，全由替曾国藩办理多年粮运而来。
论局面，淮军远不如湘军当年。曾国藩的麾下人才济济，有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茎、鲍超、刘长佑、刘松山、唐训方，又有过肯为曾用的满洲人伊里布、多隆阿，与乐为曾助的督抚大员官文、胡林翼、骆秉章、沈葆桢。
李鸿章的麾下，只是一群“不如己者”。李鸿章以文武兼资的名翰林居于他的若干将领之上，可谓“鹤立鸡群”。在文的方而，只有潘鼎新是举人，比张树声与李瀚章略高一筹，比起李鸿章低得很多。
差强人意的仅有刘铭传一人而已。
李鸿章比曾国藩幸运，曾国藩位居“客官”，创军筹饷艰辛备尝。李鸿章办淮军是以曾氏第一幕僚的资格，奉命回多募勇另成一军；其后乘轮东下，握有“江苏巡抚”关防，发号施令名正言顺。款项呢，有上海的“洋税”(关税)与“义捐”源源而来。现成的“常胜军”又已经在松江等候着他。
他本人的指挥能力，也无可抹杀。淮军能够迅速地“克复”苏、常，威名震于全国确非偶然。
太平军被削平以后，曾国藩征捻无功，李鸿章出马，没多时捻众全归扑灭。
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苦心补苴，受尽清流的谤讪。在一切办有头绪之时，清廷偏要调曾去两江，派李鸿章来接任，虽则方案全是曾所手定，收功的却是李鸿章。
李鸿章的本职，是直隶总督，应该驻节保定；由于清廷将“(北洋)三口通商大臣”裁了，命他以直隶总督兼理通商事务，加给钦差大臣关防，他从此坐镇天津。
他把周盛波、周盛传、潘鼎新、郭松林都调来直隶，叫周盛波“拱卫畿辅”，周盛传主修大沽与北塘的炮台，郭松林充任直隶提督。其后在光绪元年与光绪二年，他又先后把吴长庆调来当正定镇总兵，发表周盛传为天津镇总兵。
李鸿章在直隶颇得这几人之力，把总督所应为的各事，办得胜任愉快。
慈禧太后对他特别倚重，不是没有理由的。曾国藩已死，左宗棠远在西北，恭亲王虽则仍任军机，已于同治四年免掉议政王职衔，芥蒂既生，宠信自不如前，况且能有一个李鸿章对恭亲王发生制衡作用，对大局也不无裨益。这便是李鸿章之所以能分掌大权至于二十五年之久的基本原因了。
《细说清朝》一一六、蒲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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