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章_细说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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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7章

  席摩儿的兵力仅有一千人左右,不敢贸然占领广州。广州的武装老百姓,即所谓“团勇”,有几万人之多。

  席摩儿只能够对总督衙门断断续续地开炮,也略为占领了广州周围若干炮台,拆毁了商馆附近有碍视线的民房。

  于叶名琛的劝告之下,美、法两国驻在商馆的卫兵,先后于十一月十六日及二十二日撤走。

  包令不曾死了与叶名琛会面的心,在11月下旬,从香港来广州一趟,仍旧是不得要领,废然而返。

  12月5日,英军藉口有一名水兵被杀,放火烧掉广州郊外的一个村庄。

  14日,广州老百姓烧英国的商馆,连带烧掉十三行旧屋与美、法两国侨民的住宅。

  22日,航行省城与香港之间的英国小邮轮,蓟草号(TheThistle)中途被劫。劫它的,是化装为乘客的中国兵。于是十一名外国人被砍头,其中有一名是西班牙的副领事。

  1857年1月14日(咸丰六年十二月十九日),香港有一位华人面包商阿林,在面包里放砒霜。由于发觉得早,洋人不曾有一个被毒死。

  存香港的洋人,人人自危。英国人固然害怕,美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等,都一样地害怕。

  香港此时有五万左右的华人。到了2月月底,有两万以上退出香港,各回本乡。因为本乡的人写信叫他们回去,以表示对洋人不合作。

  英使包令虽则一向主张强硬,比起领事巴夏礼之一味蛮干,略高一筹。他写信给闽浙总督王懿德与两江总督怡良,请他们转送一封信给咸丰皇帝,信上所述的是中国政府如何不是,叶名琛如何欺侮洋人。包令以为“告御状”可能生效。

  王懿德与怡良的答复均很客气,但是他们说无法转呈告状的信,因为一切洋务交涉,只有叶名琛有权办理。

  事情就这样拖下去,越拖越糟。中国政府对洋人的态度,并未因鸦片战争的教训而有所改进,仍是天朝自居,满不在乎。洋人呢,始终迷信武力,得寸进尺,侵略了别人,还希望别人对他们喜欢、尊敬、认作知己朋友!

  这时候,英国的首相正是鸦片战争时期的外相帕麦斯顿(又译“巴麦尊”)。他虽则是自由党人,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帝国主义者。

  在他下面当外相的,是克赖兰登勋爵。克赖兰登很欣赏包令与巴夏礼的强硬作风。

  反对这种强硬作风的,在保守、自由两党之中均有。德儿贝勋爵,保守党的领袖,于1857年2月14日在上议院提议谴责包令等人处置失当。结果,以一百一十六票对一百四十六票被否决。十二天以后,这个议案在下议院表决,却以二百六十三票对二百四十七票,获得通过。

  帕麦斯顿根据英国宪法,只得解散下议院,举行大选。他发表演说,强调英国国旗受了侮辱,英国国民被人暗杀,把亚罗号是中国人的船,它在香港注册的执照业已过期,英军炮轰广州、滥杀中国人民等等,一字不提。于是,被选举为新的下议院之议员,以支持他的对华政策的人占多数。

  他吩咐外相克赖兰登,派一个得力的干员、曾任加拿大总督的爱尔金伯爵担任“全权钦差大臣”,负责对华的外交、军事。爱尔金在1857年4月下旬出发6月3日到达新加坡。这时候,印度的“土兵之叛”已经(于5月13日)爆发。印度大总督坎宁向爱尔金求救。爱尔金把所率的两团兵士(约有一千七百支枪)派去印度。此外有三团步兵与一个炮队,也是从英国开来作为征华之用的,在走到锡兰的中途,被锡兰总督格雷截留,改作对付印度土兵之用。

  爱尔金等于是单身来到香港。他在香港等候到ll月,才有一千五百名海军陆战队从英国开到。加上香港原有的驻防陆军一千五百名、海军二千名,与法国大使葛罗男爵所拨来的法国兵一千名,爱尔金总算凑足了五千六百多人。时间已经是l2月中旬了。

  爱尔金有了这五千六百多人,就敢于向中国的两广总督挑战,敢于在其后直航大沽,打进天津、北京。

  他先礼后兵,写信给叶名琛,限十日内答应执行条约上有关广州的条款,包括让英国人入城居住、贸易;赔偿最近事件与纷乱中英国人所受的损失。

  法国的新任“全权大使”葛罗,同时也通知叶名琛,限十日内答应让法国人入城居住、贸易,并赔偿种种损失,以及惩办西林县的知事,抚恤马赖神父的家属,等等。葛罗并且说,法国决定与英国合作,互相支持对叶名琛的要求。

  这时候,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席摩儿上将,已经占领河南岛全部,完成对广州的封锁。

  叶名琛在两天以后答复英、法二使,说:(一)《南京条约》是“万年”和约,无修约的条款。(二)《中法黄埔条约》虽有修约的条款,却无修约的必要。(三)英人进人广州的权利,事实上已被文翰放弃。(叶名琛说,德庇时坚持过,闹出事来,被英国政府免职;文翰不坚持,被英国政府封为男爵。爱尔金应该效法文翰,不可效法德庇时。)(四)法国传教士曾经有过八人闯入内地,都先后被押解广州,送交法国领事。马赖神父之所以被杀,由于身份不明,地方官不知道他是法国人;而且他的确罪有应得,曾经鼓动人民造反。(五)法国人最近在广州所受到的损失,应该由英国人赔偿,因为肇事的是英国人。

  英、法二使爱尔金与葛罗在耶稣圣诞的前一日(阴历十一月初九)提出最后通牒,限叶名琛于二十四小时以内献城。叶名琛既不献城,亦不作守城的准备。

  驻广州的将军穆克登纳与巡抚柏贵,向他请示应付的办法。他说:“不要紧。吕祖(在乩坛上)已经告诉我,过了月半(十一月十五日)便没有事。”

  英法联军(五千六百多人)在阴历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六时开始进攻,攻到十四日下午两点钟,打进广州,占领了半个城。十五日,将军穆克登纳竖起白旗,战事告终,吕租的乩语果然灵验。叶名琛逃匿在副都统衙门的八角亭,于七天以后被英军捉住,押送香港;其后被转送到印度加尔各答,于咸丰九年三月初一日病死。

  叶名琛对英、法采取强硬的态度,未可厚非。他的错误,第一是始终不肯与英、法以及美国的专使、公使、大使会面商谈。第二是,对外国的实际情况茫然无知,而不肯虚心探听(更说不上虚心研究)。第三是,全仗空言敷衍、辩驳,而毫不设防。

  然而,比起辛亥以后若干胁肩谄笑,见了洋人便满口“也是也是”(Yes,Yes”的“西崽外交家”,叶名琛却又十分值得我们怀念。

  英、法二使找出了巡抚柏贵,叫柏贵负责维持城内治安,但一切命令必须由两个英国委员与一个法国委员副署。

  广州城内的老百姓,在英、法联军的高压之下无法反抗。城外有一百零三多九十六村仍然继续奋斗,组织了一个联合办事处(团练局),设在佛山。参加的武装民众有几万人,使得英、法两国的人不敢出城。他们离城一英里(三华里),性命就难保。爱尔金偕同葛罗离开广州去上海,并且邀约了美国公使列维廉,俄国专使普替沃丁(这时候均在香港)一齐去。

  事前,他们四人分别写了“致中国首相”的照会,派人送交驻节常州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托何桂清转交。信中要求清廷派遣全权大臣到上海谈判,否则便要北来京城。

  何桂清在咸丰八年二月十七日与江苏巡抚赵德辙会衔答复(已到上海的)英、法二使,说接到来文后,已经奏奉咸丰皇帝批示,叫他们仍回广州,与新任的两广总督黄宗汉办理交涉。

  何桂清与赵德辙在回答美国大使的照会上,赞许他最近于广州战事期间能守中立。但修约的事,仍该去广东找黄宗汉商量。

  对于俄国专使,何、赵两人责备他不该南去香港与英、法联络,又偕同英、法二使北上,有所要挟。何、赵二人又说,他的任务是勘定黑龙江的国界,应该去黑龙江。至于修约,中、俄现有条约之中,并无准许俄国人在上海、宁波等五个口岸居住贸易的条款。

  爱尔金、列维廉、普替阿停接到何赵两位督抚的照会,把它退回。葛罗较为客气,收了下来,但仍写信告诉何、赵,复文该由“首相”签署。

  在爱尔金的领导之下,一个小规模的四国联军,包括十几艘英国兵船、六艘法国兵船、三艘美国兵船、一艘俄国兵船,排好队从上海出发,浩浩荡荡向着大沽口驶去。

  他们在三月上旬到达,要求清廷派出全权大臣举行谈判。清廷叫直隶总督谭廷襄出面接洽,却不给谭以全权大臣或钦差大臣的名义。结果,只有美国公使列维廉一人肯与谭见面交谈。列、谭二人从三月十八日谈起,谈到四月初,谈不出什么道理来。列维廉的要求十分广泛.谭廷襄所能答应的,只是在广东、福建两省各增通商口岸一处。

  英、法、俄三国的大使、专使等得不耐烦,就由法使葛罗出面,声称:根据中、法《黄埔条约》法国兵船有权驶进大洁口,直到天津。(这是曲解条文。条文上说,中国与他国交战时,法船仍许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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