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_细说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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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这二百人在十五日的夜里,由太监刘金、杨进忠、高广福、阎进喜引人皇宫所在的皇城。

  他们头裹白布,手执钢刀,为首的人跳上皇城城墙,从腰间掏出一面大旗东西挥舞,旗上所写的字,是“大明天顺”。也有掏出旗子来的,上面写的是“顺天保民”。

  他们冲进皇城的西华门,杀到尚衣监、文颖馆,一直逼近养心门与养心殿。

  他们遇到嘉庆的皇次子绵宁(其后当了皇帝,改名旻宁,年号道光,死后谥为成皇帝,庙号宣宗)。绵宁用鸟枪抵抗,打死他们之中的两个。

  这时候,清方的警卫部队纷纷赶到,围住皇城,杀进皇宫,结果二百名天理教徒多数阵亡或被捉。祝现幸免于难,作为内应的太监之中的教友也全部牺牲。林清本人于第二天黎明在宋家庄被捕。

  嘉庆皇帝听到消息,从热河回到京城,积极应付李文成的军队。他任命那彦成为钦差大臣,作为讨李的主帅,又调杨遇春、杨芳与富增德作为那彦成的助手。

  那彦成等人对李作战到十一月,包围李文成于滑县的司寨,李文成自杀。那彦成等人均升了官,晋了爵。皇次子绵宁也受封为“智亲王”。

  《细说清朝》六九、内忧外患

  嘉庆一朝,闹过三次兵变。

  第一次兵变,发生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七月。那时候白莲教刚被打平不久,有很多乡勇朴了正规军兵额,其中有六千名驻扎在陕南的宁陕,因为当地生活费用贵,每人的饷加发五钱银子,规定以后每三年减一钱,以至于完全取消律贴为止。谁知到了嘉庆十一年,陕西布政使藉口户部的公文未到,把津贴完全不发,“新兵”想领四钱都领不到,不用说五钱了。他们于是杀了副将、劫了银库造反。

  清廷派了他们的老长官德楞泰与杨遇春,带九千兵来“剿”他们,仅仅和他们在方柴关打了一个平手。幸亏杨芳勇敢,单骑走入他们的营垒中劝降,才算化大事为无事,牺牲两个发难的新兵(陈先伦与陈达顺),销案。

  糊涂的清廷,却斥责德楞泰等人姑息,把德楞泰免去“钦差大臣”事职,杨遇春由“固原提督”降为宁陕镇总兵,杨芳则不仅免去总兵之职,而且遣戍伊犁。已降的新兵首领蒲大芳等二百多人押至新疆,到了新疆以后一律砍头。

  第二次兵变,发生在这一年十二月,地点是四川绥定(达县),由总督勒保打平。第三次兵变,发生在次年的正月,地点是陕西西乡,由德楞泰打平。这两次,被杀的新兵均极多。

  在林清、李文成失败以后,嘉庆十八年年底,陕西岐山县的三才峡,肓所谓“箱贼之乱”。为首的姓万行五,本是一个制造木箱的工匠,清廷派总督长龄,会同提督杨遇春,总兵祝廷彪、吴廷刚等人去打,打到十九年的二月,才算解决。

  湖南与贵州的苗胞,自从乾隆皇帝厉行改土归流的高压政策以来,一再武装抵抗,死伤极多,但始终不愿屈服。清廷也因此损了不少兵马,耗了不少金钱。乾隆的宠臣福康安与和珅的弟弟和琳,均往嘉庆初年病死于对苗作战的前方。据说,清廷调动了七个省的军队(绿营与驻防军)几十万人之多,花了几千万两银子,才“稳住”了局面。倘不是有一个小官凤凰厅同知傅鼐实施碉剿战略,又用屯田养兵之策,一共屯垦了十二万亩以上,这“苗乱”可能把清朝拖亡为止。

  在云南的维西厅地区,彝胞很多。清朝的官吏欺侮他们,引起了他们的领袖腊者布在嘉庆七年(1802年)二月起事。清延又只得动员正规军,派琅玕率领,去和腊者布作战,战了三个月,才获得胜利。

  在云南的另一处临安地区,夷胞也动起武来。时间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三月,领袖叫做高罗衣。清廷派云南总督伯龄去打,勉强打赢。到了次年三月,高罗衣的本家侄儿老五再度起兵,也是费了三个月工夫,才被总督伯龄打平下去的。

  清朝在嘉庆时开始有外患,然而政府与人民均无感觉。政府与人民所感觉到的,仅是重重叠叠的内忧而已。

  当时政府与人民对西洋各国无知。连近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究竟属于何国,都茫然不晓,笼而统之称他们为西洋人。葡萄牙人自己,也乐得夜郎自大,把他们的国家在华文公文上称为“大西洋国”。至于,这大西洋国位于何处,面积多大,距离中国多远,清朝的大小官也懒得打听。

  自从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租借澳门以来,中国明、清两朝的两广总督位置,一向是最肥的“缺”。到两广去当总督或总督以下的官与吏,叫做“发洋财”。洋人以澳门为居留地,到广州来做买卖,除了缴纳关税、船税与五六十种附加税收以外,还得送礼。

  嘉靖以后,广东的海洋贸易最初原由葡萄牙人独占。等到荷、英两国相继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及万历三十年(1602年)成立联合东印度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葡萄牙人因霸权被荷、英冲破而衰弱下去。于是荷、英两国就展开猛烈的争霸战,结果英国获胜。

  郑成功光复台湾,与荷兰结下了仇,荷兰转而对清朝表示好感,清朝让荷兰人在厦门做生意。同时,郑成功与他的儿子郑经也让荷兰的敌人英国人在台湾做生意。

  荷兰人在厦门的时间不长,到康熙五年便停止了,原因是康熙下旨“禁海”,把闽、浙两省沿海三十里的地带都禁止人民居住,以割断台湾与大陆人民的来往。

  郑经的儿子郑克塽,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降清。次年,康熙开放“海禁”,而且在广州、澳门、宁波、镇江分设四个海关,称为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欢迎外国商人前来贸易。

  乾隆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改变康熙的“四口通商”的政策,封闭广州以外的三个港口,只许洋人在广州一个地方贸易。

  并且,不许洋人把妇女带来广州,亦不许在广州雇用中国女仆。洋人只能把“家”放在澳门,到广州来的时候只能住在所谓“商馆”,由清朝政府所指定的若干家“公行”负责照料。洋人在广州不许乘轿子,也不许买中国书、学说中国话。

  “公行”,后来共有十三家,俗称“十三行”(行字读杭)。十三行是清朝政府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中间人,实际上等于代表清朝政府实施“国营国际贸易”。洋商买货,须向十三行买;洋商卖货,须向十三行卖。洋商纳税、送礼、上禀帖,也须由十三行经手。

  十三行的老板,当然必须“从中取利”。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当局认为,与其让十三行赚不少钱,何如与清朝政府或中国人民直接贸易?与其在广州一口贸易,何如到广州以外的其他许多港口贸易?因此,便在乾隆、嘉庆两朝,好几次派使臣来中国办交涉。

  英国第一次派遣大使来华,是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所派的人叫做卡思卡儿特,但是他在抵达中国国境以前中途病死。

  第二次,是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所派的人叫做马戛尔尼,此人位居伯爵;另有一个副使斯当东,是一个“爵士”,地位在公侯伯子男之下。

  马戛尔尼与斯当东二人,在乾隆五十八年的夏天到达热河的避暑山庄,觐见乾隆,行了屈一膝之礼,获得相当的赏赐。他们向清朝要求在广州以外的宁波、珠山(舟山群岛)与天津等地通商,租借舟山一岛,在京城设立货仓,让英国商人在广州自由居住,自由来往于广州、澳门之间。这些要求,统被乾隆拒绝。这一年,是1793年,英国已与革命的法国进行战争。英、法两国从此或断或续地一直打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为止。

  中间,在嘉庆七年二月,英国的兵船开入澳门,说是为了保护澳门,防备法国海军袭击。葡萄牙人与清朝的两广总督吉庆均很气愤,颇想用武力对付,但英国兵船在澳门停留五个月就走了,因为英、法已经讲和。

  嘉庆十三年(1808年),英、法又打了起来,于是英国的兵船

  重行来到,在阴历八月初二日(9月21日)把澳门占领。

  这时候的两广总督是吴熊光。吴熊光派人责备英国商人的领袖“大班”,不得要领。事实上,大班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派的,无权管辖英国政府的海军。

  吴熊光就下令“封舱”,停止英国商人与华人公行之间的贸易。一个多月以后,英国兵船昂然直入,驶进虎门,停泊在黄埔岛。这显然是侵犯中国的领海,向清朝政府挑战。

  吴熊光不敢应战,仍旧只有用封舱的老办法对付。英国商人公请他们的大班刺佛出面,与吴熊光商淡。吴熊光向刺佛宣读嘉庆的圣旨,圣旨里说,要调动大兵防守黄埔与澳门。结果,英国兵船在阴历十一月撤离黄埔,移泊澳门,在第二年春天撤离澳门。

  事后,嘉庆怪吴熊光胆怯,将他革职,发往伊犁充军,派永保继任两广总督。永保在到任以前病死,由百龄继任。百龄来后不久便请准嘉庆,让英国商人继续贸易。

  英国在嘉庆十七年(1812年)与美国发生战争;两年以后就在中国的领海捉了一艘美国商船亨透号(Hunter),作为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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