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乾隆下旨将他的《初学集》，《有学集》毁版；并且叫人写一部《贰臣传》，“钱谦益列入其中，叙说钱谦益如何小忠于明，叫他遗臭万年。
乾隆不许汉人目清室为“夷狄”，同时又做出这样多的“自外于中国”的事，可谓矛盾之至。
雍正之很，雍正之大权独揽，自然很值得批评，然而雍正倒是心口如一地要作中国的一个好皇帝。乾隆呢，只想作一个“大皇帝”，把中国作为他的“大帝国”的一部分，而不是最高、最重要的部分，“满洲”才是最高、最重要的部分。
关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国以来的演义家“创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信口乱扯。结果，所写的不是乾隆，倒是演义家自己。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小说。
乾隆标榜程、朱，他诚然在行为上距离程、朱的标准极远，但也决不是荒淫得像隋炀帝那样的人。他不过是好旅行，爱山水，贪吃，也偶尔征歌选色。
他先后有两个皇后：一是富察氏，一是乌拉纳喇氏。富察氏立于乾隆二年(1737年)，死丁乾隆十三年(1748年)，享年三十七岁，谥为孝贤皇后。她随从乾隆南巡，“崩于德州舟次”。究竟是否自杀，很值得考证。有人说她见到乾隆眷恋土娼，向乾隆苦谏，乾隆不听，反而骂了她一顿，她就一气而跳到了运河里去。在她死后，乾隆作了一篇《述悲赋》来悼念她，赋中也确有忏悔的句子：“聿当春而启辔，随予驾以东临。抱轻疾兮念众劳，促归程兮变故遭......切自尤兮不可追，论生平兮定于此，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
乌拉纳喇氏本是一个“侧福晋”，于乾隆即位以后封为“娴妃”，在孝贤皇后死后被升为皇贵妃，乾隆十六年(l751年)立为皇后。她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随乾隆南巡，到了杭州，在杭州“忤旨”。怎样“忤旨”，官方的材料不敢明说。我们不妨假定，也是为了劝乾隆早一点回京城去。这乌拉纳喇氏个性刚强，在忤了旨以后，又剪了她的美丽的头发(似乎是表示不再希冀乾隆的宠爱，或有心当尼姑)。乾隆听说她剪发，大怒，下旨叫她先回。到了第二年夏天，她郁郁而死。死时，乾隆吩咐：按照皇贵妃的例子治丧。当然更说不上作一篇什么赋来表示哀痛了。乌拉纳喇氏死时，年纪多大，史无明文，总在四十几岁光景，渐至年老色衰之时。她不曾生下儿女。孝贤皇后却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名叫永琏、永琮；女儿下嫁了色布腾巴尔珠尔。
另一个妃子姓魏，是汉人，被“抬(举)入满洲旗”，氏上加一个“佳”字，改姓魏佳氏。父亲是‘内管领”魏清泰。她初进宫时，只是个贵人，其后升入“嫔”的一级，封为“令嫔”，不久又升为贵妃，封为“令贵妃”，乾隆三十年乌拉纳喇氏皇后失宠，她被升为“皇贵妃”。这时候，她的儿子永琰，年龄已是虚岁六岁。永琰其后作了皇帝(嘉庆)，改名颙琰。
此外，尚有五位普通的贵妃，其中四位是汉人：高氏、苏氏、陆氏、金氏。在这四位之中，只有高氏一人来历分明，她是大学士高斌的女儿。其余的三人，无考。
一位满人贵妃，与孝贤皇后同姓，也是富察氏，不知足否为皇后的近亲。
这五人，除了陆氏以外，均是乾隆尚为皇子之时便娶了过来的，不像是来自江南的小家碧玉。史料说：陆氏抚育过嘉庆，嘉庆在继位以后对她特别好。嘉庆的母亲魏贵妃，死于乾隆四十年，那时候嘉庆已经有十六岁。
在若干其他的妃、嫔、贵人、常在等等之中，有汉人，也有满人。最重要的却是一位回人容妃和卓氏。她便是顶有名的“香妃”，容我在谈到平定回部之时再为细说。
《细说清朝》五四、第一个十年
乾隆在位有六十年之久，比康熙少一年。但是他在禅位于嘉庆而“退居”为太上皇之时，事实上仍旧主持一切，直到嘉庆四年正月他死。合起来计算，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到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当中国的主宰共有六十三个年头又四个月，比康熙久。
他这一“朝”的事迹也特别多，多过了康熙一朝，也多过了汉武帝一朝，虽则汉武帝的成就比他的高明，高明得不可同日而语。
乾隆在晚年宠信和坤，种种措施均不满人意，使得他该被骂为昏君。但是在早年，尤其是最初的十年，他极富朝气，用人行政几乎驾雍正而上之。
除了杀曾静、张熙二人这一件事以外，他作了好几件替父亲补过的事，所谓“干父之蛊”。他释放了岳钟琪，也释放了皇十四子胤禵。他严办了雍正所重用过的聚敛之臣王士俊，也明旨斥责已死的田文镜，说田文镜为督抚：“苛刻于搜求，属吏竞为剥削，河南民重受其困”。
那一向反对田文镜的史贻直，被乾隆升为湖广总督，其后又先后调任工、刑、兵、吏四部的尚书，直隶总督，到了乾隆九年更进一步，被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
在雍正的朝廷之中，没有敢于说话的人。乾隆特地召回了曾经因“太戆”而被降调为“户部银库行走”与“署理河东盐政”的原任刑部与吏部侍郎孙嘉淦，叫他仍作吏部侍郎，兼升他为都察院左都御吏。
孙嘉淦是有清一代的名臣，风骨嶙嶙，不可多得。他留下了一篇堪称不朽的奏疏，其中所说的是为人君的怎样才可以提防小人。“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人君之)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人君之)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人君之)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视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可胜言哉!”
乾隆接到这个奏疏，不仅不生气，反而把它宣示内外。其后，乾隆又任命孙嘉淦为直隶总督，兼管河工，调任湖广总督，虽则一度在乾隆八年降为江西巡抚，又夺官，“责修顺义城工”，到了乾隆九年以后，仍逐渐由宗人府府丞，一再迁升为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孙嘉淦颇著直声，民间对他十分钦仰。在乾隆四年的时候，有人假借他的姓名，写了一篇弹劾鄂尔泰与张延玉的文章。乾隆十六年，又有人用他的姓名写出乾隆“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乾隆均不肯对孙嘉淦有所责备。
另一位敢言之士——上海人曹一士，在雍正十三年以翰林院编修的资格，被选任“云南道监察御史”，于乾隆即位以后建议不再以文字兴狱，而且要反坐首告的人：“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
乾隆这时候居然批准了曹一士的建议。虽则不久仍把曾静、张熙杀了，却一直等到乾隆二十年四月才又在文字上找人的错，置《坚磨生诗钞》的著者胡中藻于死。
因反对程、朱而被雍正捕了的谢济世，乾隆在即位以后便把他从充军的地方召回京师，仍叫他当御史。其后他受任为“湖南驿监道”，在乾隆八年被巡抚蒋溥告了一状。蒋溥说他“离经畔道”，乾隆批答说：“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乾隆在当时确是一位贤主。他绝不像明朝末年的几个皇帝，动辄把语言顶撞的御史当众抓下来打脊背(延杖)，或是摔入“诏狱”，让他们死在狱吏的毒辣之手
中国在历史上有一个传统：御史得以“风闻奏事”，而不必先有真凭实据，搜集证据是司法机关的责任，而不是监察饥关的责任。
有一位大学士赵国麟，被御史仲永檀弹劾得恼了，向乾隆说像仲永檀这样的人应该“处分”。乾隆亲手写了手谕回答道：“(朕)超擢水檀，乃善善欲长，恶恶欲短之意。”乾隆不仅不处分仲永檀，反而升他为副都御史。
仲永檀在乾隆六年所弹劾的，小止赵国麟一人，两个别的大学士张廷玉与徐本也在其内。事情是：有一个住在京师的富豪，工匠出身，姓俞名君弼，死了，没有儿子。他的亲戚许秉义想和俞家的人争他的财产，便拜托内阁学士许王猷，邀请达官贵人去一同悼丧，以壮声势。仲永檀“风闻’大学士张廷玉派人送了名片去，徐本和赵国麟亲自去，礼部侍郎吴家骐不但去了，而且收了“红包”，步军统领鄂喜则收了一万两之多，詹事府詹事陈浩简直出面替许秉义跑腿。仲永檀认为这太不成体统，因此就参了他们一本。
在这些人之中，冤枉的大概仅有赵国麟一人，所以他才那么“理直气壮”，反咬仲永檀一口。鄂喜向乾隆承认受贿，说：“只拿了一千两，没有拿一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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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不许汉人目清室为“夷狄”，同时又做出这样多的“自外于中国”的事，可谓矛盾之至。
雍正之很，雍正之大权独揽，自然很值得批评，然而雍正倒是心口如一地要作中国的一个好皇帝。乾隆呢，只想作一个“大皇帝”，把中国作为他的“大帝国”的一部分，而不是最高、最重要的部分，“满洲”才是最高、最重要的部分。
关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国以来的演义家“创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信口乱扯。结果，所写的不是乾隆，倒是演义家自己。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小说。
乾隆标榜程、朱，他诚然在行为上距离程、朱的标准极远，但也决不是荒淫得像隋炀帝那样的人。他不过是好旅行，爱山水，贪吃，也偶尔征歌选色。
他先后有两个皇后：一是富察氏，一是乌拉纳喇氏。富察氏立于乾隆二年(1737年)，死丁乾隆十三年(1748年)，享年三十七岁，谥为孝贤皇后。她随从乾隆南巡，“崩于德州舟次”。究竟是否自杀，很值得考证。有人说她见到乾隆眷恋土娼，向乾隆苦谏，乾隆不听，反而骂了她一顿，她就一气而跳到了运河里去。在她死后，乾隆作了一篇《述悲赋》来悼念她，赋中也确有忏悔的句子：“聿当春而启辔，随予驾以东临。抱轻疾兮念众劳，促归程兮变故遭......切自尤兮不可追，论生平兮定于此，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
乌拉纳喇氏本是一个“侧福晋”，于乾隆即位以后封为“娴妃”，在孝贤皇后死后被升为皇贵妃，乾隆十六年(l751年)立为皇后。她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随乾隆南巡，到了杭州，在杭州“忤旨”。怎样“忤旨”，官方的材料不敢明说。我们不妨假定，也是为了劝乾隆早一点回京城去。这乌拉纳喇氏个性刚强，在忤了旨以后，又剪了她的美丽的头发(似乎是表示不再希冀乾隆的宠爱，或有心当尼姑)。乾隆听说她剪发，大怒，下旨叫她先回。到了第二年夏天，她郁郁而死。死时，乾隆吩咐：按照皇贵妃的例子治丧。当然更说不上作一篇什么赋来表示哀痛了。乌拉纳喇氏死时，年纪多大，史无明文，总在四十几岁光景，渐至年老色衰之时。她不曾生下儿女。孝贤皇后却留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名叫永琏、永琮；女儿下嫁了色布腾巴尔珠尔。
另一个妃子姓魏，是汉人，被“抬(举)入满洲旗”，氏上加一个“佳”字，改姓魏佳氏。父亲是‘内管领”魏清泰。她初进宫时，只是个贵人，其后升入“嫔”的一级，封为“令嫔”，不久又升为贵妃，封为“令贵妃”，乾隆三十年乌拉纳喇氏皇后失宠，她被升为“皇贵妃”。这时候，她的儿子永琰，年龄已是虚岁六岁。永琰其后作了皇帝(嘉庆)，改名颙琰。
此外，尚有五位普通的贵妃，其中四位是汉人：高氏、苏氏、陆氏、金氏。在这四位之中，只有高氏一人来历分明，她是大学士高斌的女儿。其余的三人，无考。
一位满人贵妃，与孝贤皇后同姓，也是富察氏，不知足否为皇后的近亲。
这五人，除了陆氏以外，均是乾隆尚为皇子之时便娶了过来的，不像是来自江南的小家碧玉。史料说：陆氏抚育过嘉庆，嘉庆在继位以后对她特别好。嘉庆的母亲魏贵妃，死于乾隆四十年，那时候嘉庆已经有十六岁。
在若干其他的妃、嫔、贵人、常在等等之中，有汉人，也有满人。最重要的却是一位回人容妃和卓氏。她便是顶有名的“香妃”，容我在谈到平定回部之时再为细说。
《细说清朝》五四、第一个十年
乾隆在位有六十年之久，比康熙少一年。但是他在禅位于嘉庆而“退居”为太上皇之时，事实上仍旧主持一切，直到嘉庆四年正月他死。合起来计算，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到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当中国的主宰共有六十三个年头又四个月，比康熙久。
他这一“朝”的事迹也特别多，多过了康熙一朝，也多过了汉武帝一朝，虽则汉武帝的成就比他的高明，高明得不可同日而语。
乾隆在晚年宠信和坤，种种措施均不满人意，使得他该被骂为昏君。但是在早年，尤其是最初的十年，他极富朝气，用人行政几乎驾雍正而上之。
除了杀曾静、张熙二人这一件事以外，他作了好几件替父亲补过的事，所谓“干父之蛊”。他释放了岳钟琪，也释放了皇十四子胤禵。他严办了雍正所重用过的聚敛之臣王士俊，也明旨斥责已死的田文镜，说田文镜为督抚：“苛刻于搜求，属吏竞为剥削，河南民重受其困”。
那一向反对田文镜的史贻直，被乾隆升为湖广总督，其后又先后调任工、刑、兵、吏四部的尚书，直隶总督，到了乾隆九年更进一步，被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
在雍正的朝廷之中，没有敢于说话的人。乾隆特地召回了曾经因“太戆”而被降调为“户部银库行走”与“署理河东盐政”的原任刑部与吏部侍郎孙嘉淦，叫他仍作吏部侍郎，兼升他为都察院左都御吏。
孙嘉淦是有清一代的名臣，风骨嶙嶙，不可多得。他留下了一篇堪称不朽的奏疏，其中所说的是为人君的怎样才可以提防小人。“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君子、小人共之，而且小人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人君之)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人君之)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人君之)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视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可胜言哉!”
乾隆接到这个奏疏，不仅不生气，反而把它宣示内外。其后，乾隆又任命孙嘉淦为直隶总督，兼管河工，调任湖广总督，虽则一度在乾隆八年降为江西巡抚，又夺官，“责修顺义城工”，到了乾隆九年以后，仍逐渐由宗人府府丞，一再迁升为左副都御史、兵部侍郎、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孙嘉淦颇著直声，民间对他十分钦仰。在乾隆四年的时候，有人假借他的姓名，写了一篇弹劾鄂尔泰与张延玉的文章。乾隆十六年，又有人用他的姓名写出乾隆“有五不可解、十大过”。乾隆均不肯对孙嘉淦有所责备。
另一位敢言之士——上海人曹一士，在雍正十三年以翰林院编修的资格，被选任“云南道监察御史”，于乾隆即位以后建议不再以文字兴狱，而且要反坐首告的人：“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
乾隆这时候居然批准了曹一士的建议。虽则不久仍把曾静、张熙杀了，却一直等到乾隆二十年四月才又在文字上找人的错，置《坚磨生诗钞》的著者胡中藻于死。
因反对程、朱而被雍正捕了的谢济世，乾隆在即位以后便把他从充军的地方召回京师，仍叫他当御史。其后他受任为“湖南驿监道”，在乾隆八年被巡抚蒋溥告了一状。蒋溥说他“离经畔道”，乾隆批答说：“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
乾隆在当时确是一位贤主。他绝不像明朝末年的几个皇帝，动辄把语言顶撞的御史当众抓下来打脊背(延杖)，或是摔入“诏狱”，让他们死在狱吏的毒辣之手
中国在历史上有一个传统：御史得以“风闻奏事”，而不必先有真凭实据，搜集证据是司法机关的责任，而不是监察饥关的责任。
有一位大学士赵国麟，被御史仲永檀弹劾得恼了，向乾隆说像仲永檀这样的人应该“处分”。乾隆亲手写了手谕回答道：“(朕)超擢水檀，乃善善欲长，恶恶欲短之意。”乾隆不仅不处分仲永檀，反而升他为副都御史。
仲永檀在乾隆六年所弹劾的，小止赵国麟一人，两个别的大学士张廷玉与徐本也在其内。事情是：有一个住在京师的富豪，工匠出身，姓俞名君弼，死了，没有儿子。他的亲戚许秉义想和俞家的人争他的财产，便拜托内阁学士许王猷，邀请达官贵人去一同悼丧，以壮声势。仲永檀“风闻’大学士张廷玉派人送了名片去，徐本和赵国麟亲自去，礼部侍郎吴家骐不但去了，而且收了“红包”，步军统领鄂喜则收了一万两之多，詹事府詹事陈浩简直出面替许秉义跑腿。仲永檀认为这太不成体统，因此就参了他们一本。
在这些人之中，冤枉的大概仅有赵国麟一人，所以他才那么“理直气壮”，反咬仲永檀一口。鄂喜向乾隆承认受贿，说：“只拿了一千两，没有拿一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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