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这书的体裁是他新创的。《明夷待访录》是他本人的哲学，包括若干篇论文，以“原君”与“原法”两篇为最精辟。
他是王派巨子刘宗周的学生，但思想超出了伦理部门，兼及于政治。这是由于他史学的造诣特别深。他留下不少关于南明的记载，也整理了整个明朝的史料。他的学生之一万斯同，成为一个大历史家。万斯同以后的全祖望与章学诚，均私淑于黄宗羲。万与全均是鄞县人，章是绍兴人。他们形成了历史学界中所谓浙东学派，而黄是此派的开山祖。
康熙有几次请黄出山，黄均坚辞。康熙只得命令当地的巡抚到黄的家里抄他的书，送进皇宫，以便拜读。黄也很有礼貌，让他的儿子黄百家进史局，帮助徐元文等人纂修明史。
另一位康熙想请去修明史的大学问家，是昆山的顾炎武(亭林先生)。他是明朝的一个秀才，在南京陷清以后，他参加本县县知事杨永言的义师，其后也追随鲁王，作了鲁王的兵部司务。鲁王失败，他遍游全国重要地区，图谋复国，在山东、山西、陕西，均建立下小规模的经济基础，可惜人心已不思明，他便终老于陕西华阴，以著述来开创中华民族的新运。
他留下给我们以《天下郡国利病书》《隐学五书》与《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可说是一部人文地理；《音学五书》是科学的中国音韵学；《日知录》是考据的杰作，
他认为明朝之所以亡，其最大原因为士大夫中了宋儒的毒。朱派、陆派均太注重言心、言性，把政治与经济搁起不谈，不研究。因此，他想纠正风气，大声疾呼，要读书人研究经学，说“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又说，“今之君子…...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
他提倡切于民生日用的经世之学，但这一种学问在清朝三百年间并未能发达，原因是文字之狱。不过，若干封疆大吏却留下了《皇朝经世文编》，其中充满了可供我们研究的资料。
他的治学方法，发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他不说空话，每说必有根据，而他所根据的决不是不值得根据的东西。第二，他不抄袭别人的话；即使是他自己所研究出来的，倘若在其后发现前人已经说过，他也即刻删去。第三，他颇能接受别人的意见，从善如流。因此之故，他成了清代“汉学”的开山之祖。
顾炎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比黄宗羲还要高。黄在思想上颇有独到之处，但规模、系统均不如顾。就治学方法而言，黄比顾更逊一筹。
与顾、黄二人同以隐逸自全，终身不事二姓的，还有很多。其中最有名的，除了前述的汤斌、耿介之师孙奇逢以外，有陕西墿厔人李颙(字中孚，号二曲)，山西太原人傅山(字青主)，与湖南衡阳人王夫之(船山先生)。
李颙注重苦行，曾经徒步到河南襄城，寻求父亲的遗骸。他父亲是一个对张献忠作战而阵亡的兵士。他也应邀到过江南，在无锡、江阴、靖江、宜兴等地讲学。康熙在康熙十七年开了所谓“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在野的“遗才”。有人荐举他，他称病不出。人家把他用病床抬到省城。他绝食，宁死也不肯入京。其后，康熙在康熙四十二年西巡，召见他，他派儿子李慎言去应召，将所著的《四书反身录》与《二曲集》带去，送给康熙。
傅山也是一个苦行的人。明亡以前，他曾经冒死援救一位被魏忠贤党羽(巡按张振孙)所陷害的忠臣袁继咸。南京陷清后，他在顺治十一年被捕，罪名是与河南的某一件案子有关。他抗辩不屈，继以绝食，结果被释放。到了康熙十七年，有人荐他应博学鸿词科，而且把他抬进北京城。他在看见“大清门”三个字的时候滚到地上，两泪直流，于是又被抬回家乡。康熙这时候，已经特免他考试，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他回家以后，仍以“民”自称；凡是称他为“舍人”的，他一概不理。他写字、画画、作文都很好；也很懂医道。顾炎武和他颇谈得来。
王夫之是明朝的举人，参加过以永历皇帝为中心的抗清活动，其后隐居在衡阳的石船山，闭门著书，一直到死不肯剃发。在学术思想方面，他反对王守仁(阳明)及其若干支派，也不太赞成朱熹，而远宗北宋的张载。他说：“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就这一点而论，他可算是戴震(东原)的先驱。
他著有《张子正蒙注》《老子衍》《庄子解》。他的更重要的著作是《读通鉴论》与《宋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想见他读书之勤而认真。他的见解。虽则有时不免主观，但大体上均很值得重视。
除了这几个人以外，在言行上自成一家的，有颜元及其弟子李塨。他们把读书看成次要，认为实践才是学问的主体。他们除了躬耕自给以外，又天天射箭、练武。可见他们不仅是隐士而已，而是志在复国的有心人。
常熟有一位顾祖禹，是《大清一统志》的真正著者，而不居其名。他的《读史方舆纪要》，则不仅是历史地理学的一部好书，也是一部兵要地理。他认为山东在全国各省之中形势最为重要，希望后世的“欲有事于天下者”特别注意，言外之音，跃然纸上。
此外，有仅仅留给我们一部《广阳杂记》的刘继庄(字献廷)。他的著作，倘若完全被保存下来，其贡献当不存顾炎武与黄宗羲之下。他对于中外的语言文字，极有研究，也颇深入于数学、火器、农桑、地理、法律、医药等好多种有裨实用的学问。他是大兴(北京)人，祖籍吴江，他本人回到吴江住了几十年。生平行踪诡秘，很像是秘密社会中的人物。徐乾学曾请他帮忙关于《大清一统志》的事，但他十分看不起徐乾学。他所佩服的，只是金圣叹一人。
金圣叹，名人瑞，原姓张，名喟，是长洲(苏州)的一个秀才，批过《水浒传》与《西厢记》。他是一个群众运动家，在顺治年间聚了很多人向清朝政府抗缴钱粮，到孔子庙里哭，被抓去砍头。当时，苏州有一位举人，姓徐名枋，是大书画家。明亡以后。他不见任何宾客。汤斌来看他，在客厅里坐了许久，他始终躲在书房内，不肯出来。他隐居到七十三岁而死；死前吩咐家里人说，“宋荦必定会送银子助葬，切勿接受。”其后，宋荦果然送了银子来，被徐枋的家里人拒绝。徐枋与汤斌、宋荦并无仇怨，所恨的是这两人作了清朝的官。
魏县(河北大名)有一个举人刘永锡，官居苏州府教谕，于明亡以后隐居在阳澄湖边，和一妻一了一女织席为生。他家中本属富有，但他宁可饿死而不肯回去，结果终于饿死。死前，他已租不起房子，住在一艘破船之中，曾经写唱过这样两首歌：(一)“溯彼中流兮采其荇矣。呼君与父兮莫之应矣。身为饿夫兮天所命矣。中心殷殷兮涕斯迸矣。”(二)“白日坠兮野荒荒，逐凫雁兮侣牛羊，壮士何心兮归故乡!”
其他饿死的志士，可考的很多。以当和尚为名，而避免清吏之胁迫的也不少。在中国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方以智(《物理小识》的著者)，便是其中之一。他是桐城人，崇祯年间的进士，当过永历皇帝的“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事败，作和尚，法名宏智。
最著名的两个和尚，是道济(石涛)与“八大山人”。这两人均是明朝的宗室。明亡以后，他们借作画来发抒胸中的抑郁之气，却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不朽之名。他们的本意，无非是“守志不屈”而已。
另一位宗室朱之瑜(舜水)，是一个秀才，生长在浙江余姚，对王守仁的学说很能实践。他曾经到日本去乞师，不成；其后他留在日本长崎隐居，作了日本儒家安东守约的老师，又被幕府德川光禟请去江户(东京)，当上宾。
康熙十七年的博学鸿词科，原称博学弘儒科(于乾隆以后，因避乾隆之讳(弘历)而改称博学鸿词科)。考试在康熙十八年举行，由二十六岁的康熙自己主考。被保荐与征召的有一百四十三人，其中博山、李颙、魏禧等六人抵死不肯应考。考取的有五十人，其中以毛奇龄为最无耻。这五十人均被康熙破格授以翰林名义，助修明史。
《细说清朝》四九、雍正之狠
在康熙的三十五个皇子之中，除了几个夭亡的、年幼的与无用的不值细说以外，在大体上分为三派。甲派是皇二子(太子)胤礽及其拥护者皇三子胤祉；乙派是皇八子胤禩及其拥护者皇长子胤禔、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珴、皇十四子胤禵。丙派是皇四子胤禛(雍正)自己及其拥护者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七子胤礼。三派之中，以皇八子胤禩的乙派势力最大。雍正在当了皇帝以后，不先对付皇八予胤禩本人，反而发表他为“总理事务”的大臣之一，不久又封他为“廉亲王”，叫他兼“理藩院”尚书。这是雍正极高明的一着棋。
同时，雍正命令那手握重兵、驻扎西宁的皇十四于胤禵(抚远大将军)，赶紧回京奔丧。胤禵回来以后，雍正叫他留住在(河北)遵化的景陵(康熙的坟墓)等待“大祭”；其后，封他为“郡王”，限制他在景陵旁边的马兰峪居住。
胤禩的另一党羽、皇九子胤禟，被雍正派赴西宁，似乎是叫他接掌胤禵所遗下的兵权，却不给他任何名义，实际上只是将他“充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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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王派巨子刘宗周的学生，但思想超出了伦理部门，兼及于政治。这是由于他史学的造诣特别深。他留下不少关于南明的记载，也整理了整个明朝的史料。他的学生之一万斯同，成为一个大历史家。万斯同以后的全祖望与章学诚，均私淑于黄宗羲。万与全均是鄞县人，章是绍兴人。他们形成了历史学界中所谓浙东学派，而黄是此派的开山祖。
康熙有几次请黄出山，黄均坚辞。康熙只得命令当地的巡抚到黄的家里抄他的书，送进皇宫，以便拜读。黄也很有礼貌，让他的儿子黄百家进史局，帮助徐元文等人纂修明史。
另一位康熙想请去修明史的大学问家，是昆山的顾炎武(亭林先生)。他是明朝的一个秀才，在南京陷清以后，他参加本县县知事杨永言的义师，其后也追随鲁王，作了鲁王的兵部司务。鲁王失败，他遍游全国重要地区，图谋复国，在山东、山西、陕西，均建立下小规模的经济基础，可惜人心已不思明，他便终老于陕西华阴，以著述来开创中华民族的新运。
他留下给我们以《天下郡国利病书》《隐学五书》与《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可说是一部人文地理；《音学五书》是科学的中国音韵学；《日知录》是考据的杰作，
他认为明朝之所以亡，其最大原因为士大夫中了宋儒的毒。朱派、陆派均太注重言心、言性，把政治与经济搁起不谈，不研究。因此，他想纠正风气，大声疾呼，要读书人研究经学，说“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又说，“今之君子…...置‘四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
他提倡切于民生日用的经世之学，但这一种学问在清朝三百年间并未能发达，原因是文字之狱。不过，若干封疆大吏却留下了《皇朝经世文编》，其中充满了可供我们研究的资料。
他的治学方法，发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他不说空话，每说必有根据，而他所根据的决不是不值得根据的东西。第二，他不抄袭别人的话；即使是他自己所研究出来的，倘若在其后发现前人已经说过，他也即刻删去。第三，他颇能接受别人的意见，从善如流。因此之故，他成了清代“汉学”的开山之祖。
顾炎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比黄宗羲还要高。黄在思想上颇有独到之处，但规模、系统均不如顾。就治学方法而言，黄比顾更逊一筹。
与顾、黄二人同以隐逸自全，终身不事二姓的，还有很多。其中最有名的，除了前述的汤斌、耿介之师孙奇逢以外，有陕西墿厔人李颙(字中孚，号二曲)，山西太原人傅山(字青主)，与湖南衡阳人王夫之(船山先生)。
李颙注重苦行，曾经徒步到河南襄城，寻求父亲的遗骸。他父亲是一个对张献忠作战而阵亡的兵士。他也应邀到过江南，在无锡、江阴、靖江、宜兴等地讲学。康熙在康熙十七年开了所谓“博学鸿词科”，以网罗在野的“遗才”。有人荐举他，他称病不出。人家把他用病床抬到省城。他绝食，宁死也不肯入京。其后，康熙在康熙四十二年西巡，召见他，他派儿子李慎言去应召，将所著的《四书反身录》与《二曲集》带去，送给康熙。
傅山也是一个苦行的人。明亡以前，他曾经冒死援救一位被魏忠贤党羽(巡按张振孙)所陷害的忠臣袁继咸。南京陷清后，他在顺治十一年被捕，罪名是与河南的某一件案子有关。他抗辩不屈，继以绝食，结果被释放。到了康熙十七年，有人荐他应博学鸿词科，而且把他抬进北京城。他在看见“大清门”三个字的时候滚到地上，两泪直流，于是又被抬回家乡。康熙这时候，已经特免他考试，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他回家以后，仍以“民”自称；凡是称他为“舍人”的，他一概不理。他写字、画画、作文都很好；也很懂医道。顾炎武和他颇谈得来。
王夫之是明朝的举人，参加过以永历皇帝为中心的抗清活动，其后隐居在衡阳的石船山，闭门著书，一直到死不肯剃发。在学术思想方面，他反对王守仁(阳明)及其若干支派，也不太赞成朱熹，而远宗北宋的张载。他说：“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就这一点而论，他可算是戴震(东原)的先驱。
他著有《张子正蒙注》《老子衍》《庄子解》。他的更重要的著作是《读通鉴论》与《宋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想见他读书之勤而认真。他的见解。虽则有时不免主观，但大体上均很值得重视。
除了这几个人以外，在言行上自成一家的，有颜元及其弟子李塨。他们把读书看成次要，认为实践才是学问的主体。他们除了躬耕自给以外，又天天射箭、练武。可见他们不仅是隐士而已，而是志在复国的有心人。
常熟有一位顾祖禹，是《大清一统志》的真正著者，而不居其名。他的《读史方舆纪要》，则不仅是历史地理学的一部好书，也是一部兵要地理。他认为山东在全国各省之中形势最为重要，希望后世的“欲有事于天下者”特别注意，言外之音，跃然纸上。
此外，有仅仅留给我们一部《广阳杂记》的刘继庄(字献廷)。他的著作，倘若完全被保存下来，其贡献当不存顾炎武与黄宗羲之下。他对于中外的语言文字，极有研究，也颇深入于数学、火器、农桑、地理、法律、医药等好多种有裨实用的学问。他是大兴(北京)人，祖籍吴江，他本人回到吴江住了几十年。生平行踪诡秘，很像是秘密社会中的人物。徐乾学曾请他帮忙关于《大清一统志》的事，但他十分看不起徐乾学。他所佩服的，只是金圣叹一人。
金圣叹，名人瑞，原姓张，名喟，是长洲(苏州)的一个秀才，批过《水浒传》与《西厢记》。他是一个群众运动家，在顺治年间聚了很多人向清朝政府抗缴钱粮，到孔子庙里哭，被抓去砍头。当时，苏州有一位举人，姓徐名枋，是大书画家。明亡以后。他不见任何宾客。汤斌来看他，在客厅里坐了许久，他始终躲在书房内，不肯出来。他隐居到七十三岁而死；死前吩咐家里人说，“宋荦必定会送银子助葬，切勿接受。”其后，宋荦果然送了银子来，被徐枋的家里人拒绝。徐枋与汤斌、宋荦并无仇怨，所恨的是这两人作了清朝的官。
魏县(河北大名)有一个举人刘永锡，官居苏州府教谕，于明亡以后隐居在阳澄湖边，和一妻一了一女织席为生。他家中本属富有，但他宁可饿死而不肯回去，结果终于饿死。死前，他已租不起房子，住在一艘破船之中，曾经写唱过这样两首歌：(一)“溯彼中流兮采其荇矣。呼君与父兮莫之应矣。身为饿夫兮天所命矣。中心殷殷兮涕斯迸矣。”(二)“白日坠兮野荒荒，逐凫雁兮侣牛羊，壮士何心兮归故乡!”
其他饿死的志士，可考的很多。以当和尚为名，而避免清吏之胁迫的也不少。在中国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方以智(《物理小识》的著者)，便是其中之一。他是桐城人，崇祯年间的进士，当过永历皇帝的“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事败，作和尚，法名宏智。
最著名的两个和尚，是道济(石涛)与“八大山人”。这两人均是明朝的宗室。明亡以后，他们借作画来发抒胸中的抑郁之气，却在中国艺术史上留下不朽之名。他们的本意，无非是“守志不屈”而已。
另一位宗室朱之瑜(舜水)，是一个秀才，生长在浙江余姚，对王守仁的学说很能实践。他曾经到日本去乞师，不成；其后他留在日本长崎隐居，作了日本儒家安东守约的老师，又被幕府德川光禟请去江户(东京)，当上宾。
康熙十七年的博学鸿词科，原称博学弘儒科(于乾隆以后，因避乾隆之讳(弘历)而改称博学鸿词科)。考试在康熙十八年举行，由二十六岁的康熙自己主考。被保荐与征召的有一百四十三人，其中博山、李颙、魏禧等六人抵死不肯应考。考取的有五十人，其中以毛奇龄为最无耻。这五十人均被康熙破格授以翰林名义，助修明史。
《细说清朝》四九、雍正之狠
在康熙的三十五个皇子之中，除了几个夭亡的、年幼的与无用的不值细说以外，在大体上分为三派。甲派是皇二子(太子)胤礽及其拥护者皇三子胤祉；乙派是皇八子胤禩及其拥护者皇长子胤禔、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珴、皇十四子胤禵。丙派是皇四子胤禛(雍正)自己及其拥护者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七子胤礼。三派之中，以皇八子胤禩的乙派势力最大。雍正在当了皇帝以后，不先对付皇八予胤禩本人，反而发表他为“总理事务”的大臣之一，不久又封他为“廉亲王”，叫他兼“理藩院”尚书。这是雍正极高明的一着棋。
同时，雍正命令那手握重兵、驻扎西宁的皇十四于胤禵(抚远大将军)，赶紧回京奔丧。胤禵回来以后，雍正叫他留住在(河北)遵化的景陵(康熙的坟墓)等待“大祭”；其后，封他为“郡王”，限制他在景陵旁边的马兰峪居住。
胤禩的另一党羽、皇九子胤禟，被雍正派赴西宁，似乎是叫他接掌胤禵所遗下的兵权，却不给他任何名义，实际上只是将他“充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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