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多尔衮也不准左懋第等改葬崇祯皇帝，更不准他们慰问吴三桂。他们给吴三桂带来的一万两银子、两千匹绸缎，被多尔衮的兵抢走。
左懋第等三人离开北京，回南京复命，走到沧州，左懋第与马绍愉被抓了回去，陈洪范一人被放回。原来，这陈洪范已经暗中降清，把南京的内情都告诉了多尔衮。多尔衮于是知道新政府不难消灭，就命令多铎把扫荡李自成的未了之事完全交给阿济格，转师东向，打开封、归德、泗州、淮安、扬州、南京。
这时候，高杰已被睢州的守将许定国杀死(许定国投降了清军)，他的部队由外甥李本身(李本深)率领，但是李本身毫无能力，全军瓦解，李自己也降清。
多铎很不费力地来到扬州城下。史可法向南京要兵，南京不给；檄调各个地方的守将，来的仅有此时守住北洋河的刘肇基一人。这一位刘肇基，是辽东人，积功升至总兵，洪承畴在关外督师，不喜欢他，把他撤离故乡。史可法很赏识他，他感恩知己，便率领麾下四千人，到扬州来帮史科法作战到底。
刘肇基向史可法建议，在郊外与多铎的军队背城一战。但是史可法主张守城。史可法以为，只要能守几天，南京与各方的援兵总有来的。于是，守了七天七夜，城破。
城破以后，刘肇基率领他的四千壮士进行巷战，多数殉国。(刘肇基本人突出重围，其后于隆武二年在湖南武冈抵抗清军，被耿仲明捕杀。)史可法自刎，被左右拦阻，未死。左右把他拥到小东门，准备护他出城．遇到清兵，史可法大叫：“我就是史可法!”清兵捉了他去见多铎。多铎劝他降，史科法说：“天朝大臣，岂肯作万世罪人!”
史可法牺牲以后，清军把城内的明朝军民屠杀了十天。(有一位王季楚，侥幸未死，写下一部《扬州十日记》。这一部书在清朝末年被革命同盟会翻印，成为极有力量的反清宣传品。)
扬州城破，是在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十天以后，清军杀完了城内极大多数的明朝军民，渡过长江。
守着长江北岸瓜洲与仪真等处的郑鸿逵水师，抵敌不住。七天以后，弘光皇帝(福王)不战而逃，逃到太平(当涂)，进不了城，又逃到芜湖，求黄得功保护。
又过了两天，清军到达南京城下，马士英挟了弘光皇帝的庶母跑掉，阮大铖也不知去向。全城的勋臣、文武大吏，由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人领先，排了队，出城迎接，跪地投降。高杰的儿子高元照、“广昌伯”刘良佐，也先后率领二十三万骑兵、步兵，作了清朝的奴隶。
他们倘若肯把这二十三万兵分一半给史可法，则不仅扬州可保，南京可保，中原也一定可以光复。
多铎命令清军暂时不进南京，先在南京郊外杀一个痛快，抢一个饱。可怜成千成万的老百姓，又作了无辜的牺牲品。
多铎命令刘良佐作先锋，去打黄得功。刘良佐无勇气抗清，倒颇有勇气残杀自己的同类，黄得功中了箭，不愿意再活下去，他拔出这一枝箭，刺向自己的咽喉。
那只知修宫殿、选美女的弘光皇帝，被降将田雄捆了，送给清军当俘虏。清军把他解到北京，砍头。
那兵力最强的左良玉，和刘良佐同样怯于公战，勇于私斗，不敢打清军，偏要“东下”，想到南京抢马士英的位置。他的兵在贵池与黄得功的军队遭遇，被打败。他本人病死在九江。其后他的儿子左梦庚，在阿济格追赶李自成，追至九江之时，率领十三万兵、四万条船，降了阿济格。
刘泽清在安徽，迟疑了一个多月，到了七月四日，也率领全部兵丁投降。
方国安原在南京守城，见到大势已去，退浙江支持新的“监国”鲁王朱以海。郑鸿逵在清军渡江以后，也退到浙江。
多尔衮召回多铎，另派洪承畴到南京去，“以原官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所谓原官，是洪承畴在明朝所做的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皇太极收降他，一时未加任用，多尔衮把他带到北京，才“给还”了他这个明朝官职，而且加上了“同内院官佐理机务”这八个重要的字，事实上叫他入了内阁。)
洪承畴到南京以后，十分卖力，把各地前仆后继的义兵，摧残净尽。
《细说清朝》二八、奈何不了鲁王
福王被掳以后，潞王朱常淓在杭州受到巡抚张秉贞拥戴，于六月初六日出任监国，方国安与郑鸿逵都带了兵来。
多铎派贝勒博洛，率领拜尹图、阿山等人的兵来打。方国安吃了一个败仗，逃去严州(浙江建德)。
郑鸿逵劝潞王不必在杭州“建都”，应该到福建去徐图大举。潞王不听，郑鸿逵于是领了他的水军，陪唐王朱聿键去了福州。结果，这潞王当了若干天的监国，便开了杭州城门降清。富春江以东的各府各县，如绍兴、宁波、余姚等，纷纷接受贝勒博洛的招降。连驻在定海的总兵王之仁，也几乎变成了“新朝”的“佐命”。宁波有一个绅士谢三宾，甚至亲自去杭州，拜见博洛，以出卖桑梓(家乡)为得意。
在余姚，却有孙家绩与熊汝霖，于闰六月初九日杀掉知县王元如，举起义旗，使得降清的宁波知府朱之葵无法运米到杭州，献给博洛。
两天以后，宁波、鄞县有六位被俗人称为“狂生”的秀才，以董志宁为首，召集几千人在城隍庙开会，决心起义。他们公推一位年轻进士钱肃乐招兵买马，主持一切。
谢三宾暗中写信给定海总是王之仁，叫他带兵来宁波，杀钱肃乐和六位狂生。谢三宾而且说，杀了七人以后，送一千两银子给他，作为酬劳。
钱肃乐也写信给王之仁，责以大义。王之仁被钱肃乐感动，便死心塌地效忠于明。他到宁波来，当众宣布谢三宾的罪状。谢三宾认罪，捐一万两银子犒赏义兵，免死(其后他还是作了清朝的大官)。
大家商量了很久，觉得必须请出一个明朝的宗室作为监国，才能够号召。于是，一位举人张煌言当了大家的代表，去台州请鲁王朱以海出山。
朱以海是明太祖的十世孙，世居山东兖州。哥哥朱以派袭封鲁王，在皇太极的军队第五次进入长城之时殉国。朱以海幸免于难，崇祯皇帝令他继承朱以派的王位。吴三桂引了多尔衮偷占北京以后，朱以海一再逃难，逃到台州住下。
这时候，退休在东阳原籍的兵部尚书张国维，也来到台州，请朱以海出任艰巨。朱以海于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十七日就了监国之职，一个月以后，张煌言随他北上，在绍兴建立新的政权。
绍兴是在孙嘉绩、熊汝霖发难于余姚的第二天，便响应了的。领袖章正宸也是一位书生。
鲁王到了绍兴，发表张国维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督师江上。张煌言被擢拔为翰林院修撰(这个职务，通常是只有状元才能充任的)。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均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余姚与鄞县的义兵，是支持鲁王的核心部队；加上王之仁所统率的正规军，与石浦游击张名振的水师，声势相当浩大。方国安赶来，表示愿意效力。(马士英与阮大铖也想来绍兴凑热闹，被张国维拒绝。)
张国维统率各军，渡富春江，收复富阳、于潜，沿富春江栽了木栅，浙西的各州、各县纷纷响应。
十月间，张国维对清军大举进攻，一连战了十天，每战皆胜，一直追至杭州的草桥门，不幸遇到大雨，弓弦潮湿，发不出箭，只得退兵。
其后，鲁王阵营的内部发生争饷、争地的纠纷。钱肃乐等人心太好，把浙东的税收完全交给王之仁与方国安，作为正规军的粮饷；因此，所有的义兵只能靠老百姓的捐款维持。日子久了，老百姓捐不出多少款子来，方、王二人又不肯分出所收的税。义兵的处境十分艰苦，就不免有骚扰老百姓的事件。方、王二人则有了税收还不满足，不但叫老百姓出捐款，而且掳了老百姓进行勒赎。方比王尤为可恶。浙东的民心、军心，大受影响。
这时候马士英与阮大铖已经来到方的军中，方在马、阮的怂恿之下，对鲁王怀了叛意。王呢，虽则军纪不好，却矢志抗清。王之仁于第二年(鲁监国元年顺治三年，l646年)三月间，与清军在杭州的统帅贝勒博洛拼死决战，获得太胜，毁了贝勒博洛的许多船只，夺得铁甲八百多副，渡江把贝勒博洛围困在杭州。
方国安冷眼旁观，王之仁缺乏后援，攻不下杭州，又只得撤退。
五月间，清军采取攻势，把方国安的营灶毁了。方国安着慌，突然回师到绍兴，劫了鲁王同去台州。张国维、钱肃乐等人，尽了最大力量，把江防稳住，苦守到六月间，博洛利用富春江上流水浅，叫清兵徒步渡江，把沿江的鲁王各营打垮不少。王之仁见到大势已去，不愿意不明不白地死，独自到南京，穿上明朝衣冠，去洪承畴的衙门投案。洪承畴劝他降，他不肯。结果，他从容赴义。
该死的方国安，在台州得到江上战败的消息，却捉了鲁王，准备投降。
鲁王生平私德甚好，颇有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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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懋第等三人离开北京，回南京复命，走到沧州，左懋第与马绍愉被抓了回去，陈洪范一人被放回。原来，这陈洪范已经暗中降清，把南京的内情都告诉了多尔衮。多尔衮于是知道新政府不难消灭，就命令多铎把扫荡李自成的未了之事完全交给阿济格，转师东向，打开封、归德、泗州、淮安、扬州、南京。
这时候，高杰已被睢州的守将许定国杀死(许定国投降了清军)，他的部队由外甥李本身(李本深)率领，但是李本身毫无能力，全军瓦解，李自己也降清。
多铎很不费力地来到扬州城下。史可法向南京要兵，南京不给；檄调各个地方的守将，来的仅有此时守住北洋河的刘肇基一人。这一位刘肇基，是辽东人，积功升至总兵，洪承畴在关外督师，不喜欢他，把他撤离故乡。史可法很赏识他，他感恩知己，便率领麾下四千人，到扬州来帮史科法作战到底。
刘肇基向史可法建议，在郊外与多铎的军队背城一战。但是史可法主张守城。史可法以为，只要能守几天，南京与各方的援兵总有来的。于是，守了七天七夜，城破。
城破以后，刘肇基率领他的四千壮士进行巷战，多数殉国。(刘肇基本人突出重围，其后于隆武二年在湖南武冈抵抗清军，被耿仲明捕杀。)史可法自刎，被左右拦阻，未死。左右把他拥到小东门，准备护他出城．遇到清兵，史可法大叫：“我就是史可法!”清兵捉了他去见多铎。多铎劝他降，史科法说：“天朝大臣，岂肯作万世罪人!”
史可法牺牲以后，清军把城内的明朝军民屠杀了十天。(有一位王季楚，侥幸未死，写下一部《扬州十日记》。这一部书在清朝末年被革命同盟会翻印，成为极有力量的反清宣传品。)
扬州城破，是在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十天以后，清军杀完了城内极大多数的明朝军民，渡过长江。
守着长江北岸瓜洲与仪真等处的郑鸿逵水师，抵敌不住。七天以后，弘光皇帝(福王)不战而逃，逃到太平(当涂)，进不了城，又逃到芜湖，求黄得功保护。
又过了两天，清军到达南京城下，马士英挟了弘光皇帝的庶母跑掉，阮大铖也不知去向。全城的勋臣、文武大吏，由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人领先，排了队，出城迎接，跪地投降。高杰的儿子高元照、“广昌伯”刘良佐，也先后率领二十三万骑兵、步兵，作了清朝的奴隶。
他们倘若肯把这二十三万兵分一半给史可法，则不仅扬州可保，南京可保，中原也一定可以光复。
多铎命令清军暂时不进南京，先在南京郊外杀一个痛快，抢一个饱。可怜成千成万的老百姓，又作了无辜的牺牲品。
多铎命令刘良佐作先锋，去打黄得功。刘良佐无勇气抗清，倒颇有勇气残杀自己的同类，黄得功中了箭，不愿意再活下去，他拔出这一枝箭，刺向自己的咽喉。
那只知修宫殿、选美女的弘光皇帝，被降将田雄捆了，送给清军当俘虏。清军把他解到北京，砍头。
那兵力最强的左良玉，和刘良佐同样怯于公战，勇于私斗，不敢打清军，偏要“东下”，想到南京抢马士英的位置。他的兵在贵池与黄得功的军队遭遇，被打败。他本人病死在九江。其后他的儿子左梦庚，在阿济格追赶李自成，追至九江之时，率领十三万兵、四万条船，降了阿济格。
刘泽清在安徽，迟疑了一个多月，到了七月四日，也率领全部兵丁投降。
方国安原在南京守城，见到大势已去，退浙江支持新的“监国”鲁王朱以海。郑鸿逵在清军渡江以后，也退到浙江。
多尔衮召回多铎，另派洪承畴到南京去，“以原官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所谓原官，是洪承畴在明朝所做的官“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皇太极收降他，一时未加任用，多尔衮把他带到北京，才“给还”了他这个明朝官职，而且加上了“同内院官佐理机务”这八个重要的字，事实上叫他入了内阁。)
洪承畴到南京以后，十分卖力，把各地前仆后继的义兵，摧残净尽。
《细说清朝》二八、奈何不了鲁王
福王被掳以后，潞王朱常淓在杭州受到巡抚张秉贞拥戴，于六月初六日出任监国，方国安与郑鸿逵都带了兵来。
多铎派贝勒博洛，率领拜尹图、阿山等人的兵来打。方国安吃了一个败仗，逃去严州(浙江建德)。
郑鸿逵劝潞王不必在杭州“建都”，应该到福建去徐图大举。潞王不听，郑鸿逵于是领了他的水军，陪唐王朱聿键去了福州。结果，这潞王当了若干天的监国，便开了杭州城门降清。富春江以东的各府各县，如绍兴、宁波、余姚等，纷纷接受贝勒博洛的招降。连驻在定海的总兵王之仁，也几乎变成了“新朝”的“佐命”。宁波有一个绅士谢三宾，甚至亲自去杭州，拜见博洛，以出卖桑梓(家乡)为得意。
在余姚，却有孙家绩与熊汝霖，于闰六月初九日杀掉知县王元如，举起义旗，使得降清的宁波知府朱之葵无法运米到杭州，献给博洛。
两天以后，宁波、鄞县有六位被俗人称为“狂生”的秀才，以董志宁为首，召集几千人在城隍庙开会，决心起义。他们公推一位年轻进士钱肃乐招兵买马，主持一切。
谢三宾暗中写信给定海总是王之仁，叫他带兵来宁波，杀钱肃乐和六位狂生。谢三宾而且说，杀了七人以后，送一千两银子给他，作为酬劳。
钱肃乐也写信给王之仁，责以大义。王之仁被钱肃乐感动，便死心塌地效忠于明。他到宁波来，当众宣布谢三宾的罪状。谢三宾认罪，捐一万两银子犒赏义兵，免死(其后他还是作了清朝的大官)。
大家商量了很久，觉得必须请出一个明朝的宗室作为监国，才能够号召。于是，一位举人张煌言当了大家的代表，去台州请鲁王朱以海出山。
朱以海是明太祖的十世孙，世居山东兖州。哥哥朱以派袭封鲁王，在皇太极的军队第五次进入长城之时殉国。朱以海幸免于难，崇祯皇帝令他继承朱以派的王位。吴三桂引了多尔衮偷占北京以后，朱以海一再逃难，逃到台州住下。
这时候，退休在东阳原籍的兵部尚书张国维，也来到台州，请朱以海出任艰巨。朱以海于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十七日就了监国之职，一个月以后，张煌言随他北上，在绍兴建立新的政权。
绍兴是在孙嘉绩、熊汝霖发难于余姚的第二天，便响应了的。领袖章正宸也是一位书生。
鲁王到了绍兴，发表张国维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督师江上。张煌言被擢拔为翰林院修撰(这个职务，通常是只有状元才能充任的)。孙嘉绩、熊汝霖、钱肃乐均被任命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余姚与鄞县的义兵，是支持鲁王的核心部队；加上王之仁所统率的正规军，与石浦游击张名振的水师，声势相当浩大。方国安赶来，表示愿意效力。(马士英与阮大铖也想来绍兴凑热闹，被张国维拒绝。)
张国维统率各军，渡富春江，收复富阳、于潜，沿富春江栽了木栅，浙西的各州、各县纷纷响应。
十月间，张国维对清军大举进攻，一连战了十天，每战皆胜，一直追至杭州的草桥门，不幸遇到大雨，弓弦潮湿，发不出箭，只得退兵。
其后，鲁王阵营的内部发生争饷、争地的纠纷。钱肃乐等人心太好，把浙东的税收完全交给王之仁与方国安，作为正规军的粮饷；因此，所有的义兵只能靠老百姓的捐款维持。日子久了，老百姓捐不出多少款子来，方、王二人又不肯分出所收的税。义兵的处境十分艰苦，就不免有骚扰老百姓的事件。方、王二人则有了税收还不满足，不但叫老百姓出捐款，而且掳了老百姓进行勒赎。方比王尤为可恶。浙东的民心、军心，大受影响。
这时候马士英与阮大铖已经来到方的军中，方在马、阮的怂恿之下，对鲁王怀了叛意。王呢，虽则军纪不好，却矢志抗清。王之仁于第二年(鲁监国元年顺治三年，l646年)三月间，与清军在杭州的统帅贝勒博洛拼死决战，获得太胜，毁了贝勒博洛的许多船只，夺得铁甲八百多副，渡江把贝勒博洛围困在杭州。
方国安冷眼旁观，王之仁缺乏后援，攻不下杭州，又只得撤退。
五月间，清军采取攻势，把方国安的营灶毁了。方国安着慌，突然回师到绍兴，劫了鲁王同去台州。张国维、钱肃乐等人，尽了最大力量，把江防稳住，苦守到六月间，博洛利用富春江上流水浅，叫清兵徒步渡江，把沿江的鲁王各营打垮不少。王之仁见到大势已去，不愿意不明不白地死，独自到南京，穿上明朝衣冠，去洪承畴的衙门投案。洪承畴劝他降，他不肯。结果，他从容赴义。
该死的方国安，在台州得到江上战败的消息，却捉了鲁王，准备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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