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细说清朝》一三五、慈禧的最后七年
慈禧于《辛丑和约》签字后一个月，八月二十五日，带了光绪、荣禄、鹿传霖等人，离开西安回銮。十一月十五，到达北京。十月二l，于中途驻跸开封之时，慈禧颁旨废除溥儁的“皇子”名号。在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她颁旨追升珍妃为贵妃。珍妃本是她上一年仓卒离京之时，吩咐太监推到井里去的。
慈禧与光绪的感情，经过一年多的患难相共，像是恢复了一些。但是统治大权，慈禧却依然紧握在手。
为了稍平人民之忿与敷衍洋人，慈禧于回銮前后，颇发布了若干变法维新的诏旨。凡是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所急于实行的新政，慈禧也依样画葫芦什九加以推行，甚至更进一步。例如，废八股而改试策论；不仅停试弓马举重，而根本停考武科(光绪二十七年四月)；普遍推广近代化教肯，于各省省会设立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设立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又命令各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决定从光绪二十九年开始，凡是新科翰林，必须再到京师大学堂读书(二十八年十一月)；最后，又在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下诏取消全部科举制度。
当年，光绪裁并骈枝机关，她把这些机关一一恢复。现在，她自己动手，先后把詹事府并入翰林院，裁掉东河总督与云南、湖北、广东三省的巡抚，归并太常、光禄、鸿胪三个寺到礼部，归并太仆寺与练兵处到兵部(改称陆军部)，绿营与防勇分期裁汰，改练常备军与巡警。
洋人于洽订《辛丑和约》之时，表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应该改组为“外务部”。慈禧不等到和约签字便先行照办，以庆亲王奕劻为首任外务部“总理大臣”，王文韶为“会办大臣”，瞿鸿玑为“会办大臣兼尚书”，徐寿朋与联芳为左、右侍郎。
中枢各部的大改组，是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原有的六部只有吏、礼二部不动，户、兵、刑、工四部改为度支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相当于部的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增设民政部、学部、邮传部，连同“外务部”，共为十一个部。
各部除了外务部有总理大臣与会办大臣以外，均只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不分满、汉(以前六部各设满、汉尚书各一人，满、汉侍郎各二人)。
新制首任的十一个尚书之中，有六个汉人、五个满人。二十二个侍郎之中，有十二个汉人、十个满人。慈禧显然是想叫汉人知道：她用人唯才，不分种界。
她甚至以一个汉人——徐世昌，为首任东三省总督。(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她裁撤奉天将军、吉林将军与黑龙江将军．改设三个巡抚，于三个巡抚之上，加设东三省总督。)
她似乎很诚意于化除满、汉的隔阂；早在辛丑年年底，她已经颁旨准许满、汉通婚。
慈禧在她一生最后的七年之中，想做的事极多，但是帮手极少。她颇有意于起用维新的志士，但容不了康、梁二人，又十分畏惧孙中山。她在三十年五月下诏“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
李鸿章、荣禄、刘坤一、宋庆、马玉昆，于《辛丑和约》签订以后相继逝世。剩下的较有才干的大吏，仅有张之洞与袁世凯二人。她叫张之洞筹办粤汉铁路，但又对张不放心，终于把他的两湖总督官职免了，调来北京充任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管理学部。这叫做“明升暗降”。
于是，袁世凯成为唯一的时代骄子。李鸿章于辛丑年九月临死之时，上疏保荐他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有人说，这是袁世凯自己托人添写进去的)。慈禧从此便一而再再而三地提拔袁世凯：于辛丑年十二月，命他“督办关内外铁路事宜”；次年(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升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九月，叫他兼任“督办商务大臣”；十二月，又叫他兼任“督办电务大臣”。光绪二十九年五月，慈禧把训练旗人军队的大权，也付托袁世凯与铁良会同办理。袁世凯所一手训练的汉人军队，六镇(六个师)被拨了四个出去，仍保留两个在他的直接指挥之下。光绪三十三年七月，袁世凯与张之洞同时被调为军机大臣。张之洞只有大学士的虚衔，而袁世凯却兼了外务部尚书。(原任尚书瞿鸿玑免职，总理大臣仍为庆亲王奕劻。)
袁世凯这人远比不上李鸿章。李鸿章虽只知办“洋务”而不知如何“维新”，袁世凯则连洋务也不肯好好地办。袁世凯所关心的只是个人的权势。慈禧错认了人，因此而被当时与后世批评为“毫无变法诚意”。
与袁世凯勾结在一起的，是声名狼藉的奕劻。和袁世凯作对的，是光绪的弟弟、醇亲王(小醇王)载沣。载沣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元旦被慈禧任命为军机大臣。九个多月以后，光绪去世。光绪去世的前一日，十月二十日，慈禧病重，令载沣“摄政”，同时颁旨命载沣之子溥仪入宫教养，在上书房读书。
光绪去世的后一日，慈禧去世。
慈禧在辛丑以后的七年之中，对洋人采取一贯的亲善政策，不仅不再有仇教或宣战的事，而且常常召见甚至招宴各国公使及其夫人。
日、俄战争是对她的一大考验。这战争起因于俄军久占东三省耍赖不退，使得日本十分关怀。日本所关怀的不仅是“东洋的均势”，而是它自身对朝鲜势难吞并。真正关怀东洋均势的倒是英国。英国于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和日本缔结英、日同盟，给日本壮胆。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日本对俄宣战，战到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将俄国海陆军击败，推进到辽阳、铁岭，消灭了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于对马海峡。俄军求和，把旅顺、大连与所谓南满铁路让渡给日本。
慈禧呢，于英、美、法、意的劝告之下，严守“局外中立”，总算逃免了池鱼之殃，而事后仍不得不承认俄国与日本之间的“私相授受”。
《细说清朝》一三六、清朝的最后三年
慈禧用光绪的名义颁了一个“遗诏”，传位给溥仪。溥仪这时候年仅三岁。
溥仪的父亲，是光绪的弟弟醇亲王(小醇王)载沣，祖父是醇贤亲王(老醇王)奕譞，曾祖是道光。
溥仪的母亲是荣禄的女儿，祖母是慈禧的妹妹。
溥仪即位以后，尊慈禧为太皇太后，光绪的皇后为皇太后(隆裕太后)，本生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定年号为宣统。溥仪在位三年。这三年，中国事实上的君主便是这一位摄政王。清朝在入关以后，可谓“以摄政王始，以摄政王终”。
载沣学识有限，但有心做好，命运叫他撑持清室于无可救药之时，扮演悲剧角色。
他以为逐走袁世凯，重用满人，标榜“预备立宪”，便可以抵住汉人的革命高潮。结果，满人之中没有一个接得了袁世凯所留下的真空。比较能干的仅有铁良和荫昌二人，这两人在他看来却不如胞弟载涛、载洵之值得信任。他创办新陆军(“禁卫军’)，交给载涛负责训练(由毓朗与铁良协助)。他筹办新海军，叫载洵总其成(由萨镇冰协助)。
《辛丑和约》以后的清廷，被赔款与外债压得喘不过气。所谓外债，实际上也是(对日本的)赔款而来。没有这两次大赔款，清廷的中央财政早已入不敷出。有了这两次大赔款，便更加困窘，如何谈得到建设新陆军与新海军？怎能有力量办出几件福国利民之事以收拾人心？
人心在甲午战争以前，未尝对清朝不利。曾国藩的“中兴”与李鸿章的“洋务”，原已给清朝挽回了不少威望。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侮．也多多少少转移了民众的仇恨，不再恨清朝而改恨洋人。但是，中兴名臣曾国藩因天津教案而失民众的信仰，洋务专家李鸿章又因对日战败、对日求和而事业破产。爱国的志士由于对清朝失望而决心参加革命阵营的一天比一天多。
康、粱的维新运动即使不受慈禧摧残，也定难产生具体的成效。原因是清朝业已病入膏肓，决非温和的泻剂与补品可救。慈禧奕及整个清廷于这一时期的种种出丑，告诉了全国人民：剩下的只有革命一条路可走。
于戊戌政变奕后仍斤斤于“保皇”二字的康、粱，也竟然在义和团活动期间派唐才常在鄂、湘、赣三省发动“自立军之役”，名为“勤王”而实则“革命”。民心对清廷的向背，于此可见。
康的错误在于圣人自居，不求进步。梁却在东京与孙中山一度过从甚密，接受了“革命排满”的思想。他写信给康说：“日本以覆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排满为最适宜之主义。”
这时候，光绪二十九年，梁已经办了《新民丛报》一年。《新民丛报》的言论，在表面上与同盟会的《民报》唱对台戏，实际上恰好与《民报》相反相成，唤醒了整个中华民族。
所谓“预备立宪”，本非载沣发明的口号。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七年在《新民丛报》的前身，《清议报》发表了一篇《立宪法议》，强调日本之所以能够行宪，是先行派了五个大臣出洋考察，其后在明治十三年颁布宪法，到了明治二十三年才实行宪法。
袁世觊于是在光绪三十一年奏请慈禧遣派“五大臣出洋”，获准。这五位大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于九月间启程之时被烈士吴樾投以炸弹，其中两人载泽、绍英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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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于《辛丑和约》签字后一个月，八月二十五日，带了光绪、荣禄、鹿传霖等人，离开西安回銮。十一月十五，到达北京。十月二l，于中途驻跸开封之时，慈禧颁旨废除溥儁的“皇子”名号。在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她颁旨追升珍妃为贵妃。珍妃本是她上一年仓卒离京之时，吩咐太监推到井里去的。
慈禧与光绪的感情，经过一年多的患难相共，像是恢复了一些。但是统治大权，慈禧却依然紧握在手。
为了稍平人民之忿与敷衍洋人，慈禧于回銮前后，颇发布了若干变法维新的诏旨。凡是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所急于实行的新政，慈禧也依样画葫芦什九加以推行，甚至更进一步。例如，废八股而改试策论；不仅停试弓马举重，而根本停考武科(光绪二十七年四月)；普遍推广近代化教肯，于各省省会设立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设立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又命令各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决定从光绪二十九年开始，凡是新科翰林，必须再到京师大学堂读书(二十八年十一月)；最后，又在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下诏取消全部科举制度。
当年，光绪裁并骈枝机关，她把这些机关一一恢复。现在，她自己动手，先后把詹事府并入翰林院，裁掉东河总督与云南、湖北、广东三省的巡抚，归并太常、光禄、鸿胪三个寺到礼部，归并太仆寺与练兵处到兵部(改称陆军部)，绿营与防勇分期裁汰，改练常备军与巡警。
洋人于洽订《辛丑和约》之时，表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应该改组为“外务部”。慈禧不等到和约签字便先行照办，以庆亲王奕劻为首任外务部“总理大臣”，王文韶为“会办大臣”，瞿鸿玑为“会办大臣兼尚书”，徐寿朋与联芳为左、右侍郎。
中枢各部的大改组，是在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原有的六部只有吏、礼二部不动，户、兵、刑、工四部改为度支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相当于部的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增设民政部、学部、邮传部，连同“外务部”，共为十一个部。
各部除了外务部有总理大臣与会办大臣以外，均只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不分满、汉(以前六部各设满、汉尚书各一人，满、汉侍郎各二人)。
新制首任的十一个尚书之中，有六个汉人、五个满人。二十二个侍郎之中，有十二个汉人、十个满人。慈禧显然是想叫汉人知道：她用人唯才，不分种界。
她甚至以一个汉人——徐世昌，为首任东三省总督。(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她裁撤奉天将军、吉林将军与黑龙江将军．改设三个巡抚，于三个巡抚之上，加设东三省总督。)
她似乎很诚意于化除满、汉的隔阂；早在辛丑年年底，她已经颁旨准许满、汉通婚。
慈禧在她一生最后的七年之中，想做的事极多，但是帮手极少。她颇有意于起用维新的志士，但容不了康、梁二人，又十分畏惧孙中山。她在三十年五月下诏“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
李鸿章、荣禄、刘坤一、宋庆、马玉昆，于《辛丑和约》签订以后相继逝世。剩下的较有才干的大吏，仅有张之洞与袁世凯二人。她叫张之洞筹办粤汉铁路，但又对张不放心，终于把他的两湖总督官职免了，调来北京充任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管理学部。这叫做“明升暗降”。
于是，袁世凯成为唯一的时代骄子。李鸿章于辛丑年九月临死之时，上疏保荐他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有人说，这是袁世凯自己托人添写进去的)。慈禧从此便一而再再而三地提拔袁世凯：于辛丑年十二月，命他“督办关内外铁路事宜”；次年(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升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九月，叫他兼任“督办商务大臣”；十二月，又叫他兼任“督办电务大臣”。光绪二十九年五月，慈禧把训练旗人军队的大权，也付托袁世凯与铁良会同办理。袁世凯所一手训练的汉人军队，六镇(六个师)被拨了四个出去，仍保留两个在他的直接指挥之下。光绪三十三年七月，袁世凯与张之洞同时被调为军机大臣。张之洞只有大学士的虚衔，而袁世凯却兼了外务部尚书。(原任尚书瞿鸿玑免职，总理大臣仍为庆亲王奕劻。)
袁世凯这人远比不上李鸿章。李鸿章虽只知办“洋务”而不知如何“维新”，袁世凯则连洋务也不肯好好地办。袁世凯所关心的只是个人的权势。慈禧错认了人，因此而被当时与后世批评为“毫无变法诚意”。
与袁世凯勾结在一起的，是声名狼藉的奕劻。和袁世凯作对的，是光绪的弟弟、醇亲王(小醇王)载沣。载沣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元旦被慈禧任命为军机大臣。九个多月以后，光绪去世。光绪去世的前一日，十月二十日，慈禧病重，令载沣“摄政”，同时颁旨命载沣之子溥仪入宫教养，在上书房读书。
光绪去世的后一日，慈禧去世。
慈禧在辛丑以后的七年之中，对洋人采取一贯的亲善政策，不仅不再有仇教或宣战的事，而且常常召见甚至招宴各国公使及其夫人。
日、俄战争是对她的一大考验。这战争起因于俄军久占东三省耍赖不退，使得日本十分关怀。日本所关怀的不仅是“东洋的均势”，而是它自身对朝鲜势难吞并。真正关怀东洋均势的倒是英国。英国于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和日本缔结英、日同盟，给日本壮胆。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日本对俄宣战，战到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将俄国海陆军击败，推进到辽阳、铁岭，消灭了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于对马海峡。俄军求和，把旅顺、大连与所谓南满铁路让渡给日本。
慈禧呢，于英、美、法、意的劝告之下，严守“局外中立”，总算逃免了池鱼之殃，而事后仍不得不承认俄国与日本之间的“私相授受”。
《细说清朝》一三六、清朝的最后三年
慈禧用光绪的名义颁了一个“遗诏”，传位给溥仪。溥仪这时候年仅三岁。
溥仪的父亲，是光绪的弟弟醇亲王(小醇王)载沣，祖父是醇贤亲王(老醇王)奕譞，曾祖是道光。
溥仪的母亲是荣禄的女儿，祖母是慈禧的妹妹。
溥仪即位以后，尊慈禧为太皇太后，光绪的皇后为皇太后(隆裕太后)，本生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定年号为宣统。溥仪在位三年。这三年，中国事实上的君主便是这一位摄政王。清朝在入关以后，可谓“以摄政王始，以摄政王终”。
载沣学识有限，但有心做好，命运叫他撑持清室于无可救药之时，扮演悲剧角色。
他以为逐走袁世凯，重用满人，标榜“预备立宪”，便可以抵住汉人的革命高潮。结果，满人之中没有一个接得了袁世凯所留下的真空。比较能干的仅有铁良和荫昌二人，这两人在他看来却不如胞弟载涛、载洵之值得信任。他创办新陆军(“禁卫军’)，交给载涛负责训练(由毓朗与铁良协助)。他筹办新海军，叫载洵总其成(由萨镇冰协助)。
《辛丑和约》以后的清廷，被赔款与外债压得喘不过气。所谓外债，实际上也是(对日本的)赔款而来。没有这两次大赔款，清廷的中央财政早已入不敷出。有了这两次大赔款，便更加困窘，如何谈得到建设新陆军与新海军？怎能有力量办出几件福国利民之事以收拾人心？
人心在甲午战争以前，未尝对清朝不利。曾国藩的“中兴”与李鸿章的“洋务”，原已给清朝挽回了不少威望。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侮．也多多少少转移了民众的仇恨，不再恨清朝而改恨洋人。但是，中兴名臣曾国藩因天津教案而失民众的信仰，洋务专家李鸿章又因对日战败、对日求和而事业破产。爱国的志士由于对清朝失望而决心参加革命阵营的一天比一天多。
康、粱的维新运动即使不受慈禧摧残，也定难产生具体的成效。原因是清朝业已病入膏肓，决非温和的泻剂与补品可救。慈禧奕及整个清廷于这一时期的种种出丑，告诉了全国人民：剩下的只有革命一条路可走。
于戊戌政变奕后仍斤斤于“保皇”二字的康、粱，也竟然在义和团活动期间派唐才常在鄂、湘、赣三省发动“自立军之役”，名为“勤王”而实则“革命”。民心对清廷的向背，于此可见。
康的错误在于圣人自居，不求进步。梁却在东京与孙中山一度过从甚密，接受了“革命排满”的思想。他写信给康说：“日本以覆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排满为最适宜之主义。”
这时候，光绪二十九年，梁已经办了《新民丛报》一年。《新民丛报》的言论，在表面上与同盟会的《民报》唱对台戏，实际上恰好与《民报》相反相成，唤醒了整个中华民族。
所谓“预备立宪”，本非载沣发明的口号。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七年在《新民丛报》的前身，《清议报》发表了一篇《立宪法议》，强调日本之所以能够行宪，是先行派了五个大臣出洋考察，其后在明治十三年颁布宪法，到了明治二十三年才实行宪法。
袁世觊于是在光绪三十一年奏请慈禧遣派“五大臣出洋”，获准。这五位大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于九月间启程之时被烈士吴樾投以炸弹，其中两人载泽、绍英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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